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

　　中国的政治实践已经指向这样一个大趋势，即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式政党体系。这个大趋势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精神，也符合现代政治的开放精神。用开放性来考量中国政治的未来及其走向，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深层的政治思考。

　　

　　编辑按：

　　6月9日，本报“望海楼”专栏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中国民主模式初步成形》，引起读者关注。今天我们发表郑永年教授的长篇文章，就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展开探讨，以飨读者。

　　

　　在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大多数都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有意或者无意回避对政治模式的讨论。本文尝试探讨。

　　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并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它一定已经隐含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是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模式很可能是隐性的，也就是非正式化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和制度化了的。探讨中国政治模式就是要把隐性的和显性的行为模式发现出来。这些隐性和显性的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我们要找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根据我的观察，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

　　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利益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种情况，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的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meritocracy（贤人政治）之上的democracy（民主）。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

　　开放、竞争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性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候，竞争就会出现，社会就有参与的机会，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封闭的时候，竞争就消失，社会就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

　　

　　1 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本质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开放是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征。和其他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ex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inclusive）。包容性的代名字就是开放，就是说中国文明向其他文明开放，不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在其发展史上已经包容其他很多文明因素，最显著的当是其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明。每次外来文明的到来，在最初必然构成挑战和冲击，但当成功吸纳外来文明的时候，中国文明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这个开放的文明体现出来的政治模式则是皇权。皇权体制蔓延数千年而不中断，有其内在的理由，简单的否定并不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很显然，较之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之前的封建体制，中国皇权体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尽管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的“产权”属于皇帝，但国家的治权或者管理权属于社会。皇权只属于皇帝本人和皇族。即使这样，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皇帝一个人的位置是可以继承的，其他都没有继承的合法性。这和欧洲国家的政治家族的继承制度不同。

　　同时，中国的相权相当开放，开放给所有社会阶层，并且这种开放性是高度制度化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尽管从理论上说，皇权无处不在，但在实际的操作上，皇权的空间并不大，是有限度的。不仅皇权本身受制于很多仪式规范的，皇帝也往往是“统而不治”。政府（相权）拥有实际的行政权力。正因为此，传统中国发展出了日后令欧洲人赞叹不已的发达的文官制度。

　　而治权的开放性就直接导致社会的开放性，最主要的是表现在社会流动和政治流动性方面。用现代社会科学概念来说，传统中国只有阶层和阶级的概念，而没有出现流行于其他社会的宗族和种姓概念。阶级和阶层是开放性的，即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所属的阶层和阶级地位，但宗族和种姓则是恒定不变的，人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所属。所以，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的是“有教无类”，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

　　中国世俗文明数千年不中断和其开放本质有关。但是，传统文明的开放性也具有局限性。从文化融合来说，有些历史时期中国文明显得信心不足，倾向于走向封闭。例如明朝中断郑和下西洋进程之后，国家开始封闭。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性并非排他性。封闭性只是防御性和防卫性的体现和手段。修长城、闭关守国是为了防卫，而非文化排他。因此，在皇朝的信心恢复之后，又会回归开放。

　　传统中国“开放性”的最大的局限甚至敌人也是皇权本身。皇权本身表现出来的是排他性、垄断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皇权本身与开放性格格不入。皇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不能开放。因此，皇权的更替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皇权的这些特点导致其直接的衰落。当其他社会的皇权被边缘化，仅仅成为政治象征的时候，中国的皇权被现代党权所取代。

　　2 从文化角度理解中国政党制度

　　在生存了数千年之后，到了近代中国，传统皇朝国家在西方近代国家面前不堪一击。在清皇朝衰落之后，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转型，即从传统皇权转型为现代党权。转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最有文化意义的领域。数千年的传统是否因为半个世纪的革命就消失了？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化并没有激进主义和革命而消失，而是在革命过程中转型了。

　　这就是说，人们必须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一种文化解释，而非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成为西方的政党，尽管双方都在使用“政党”的概念。中国的执政党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用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执政党。不过，很显然，尽管形式类似，尤其是和列宁主义政党，但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非常不同。

　　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都是一部分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再者，如果同一政党之内的政治力量意见不合，就可以另行组成政党。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外部的多元化”。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等等。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中共的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任何合法性。历代历朝都出现打击“朋党”的事件。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先生曾经尝试过西方式的多党制，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表面上看是军阀或者党派之争，但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当社会还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不管其以何种方式。中国政治历来有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在中国人看来，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即帝制。现在这一统一的权威是组织，就是党，或者党权。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老百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

　　中国深厚传统文化表明，中国的政党很难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前面说过，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也就是说，尽管从结构上，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党权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现代党权具备开放性。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党权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3 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性，就是说中共开始呈现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共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的地方。

　　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政治过程。这种选择也是文明特征的使然。简单地说，中共已经开始形成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首先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说，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这样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的“三个代表”，已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包括私人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并不大，但业已表现出很强烈的参政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与时俱进，不仅给与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干部和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

　　如果说西方采用的是“外部多元化”，中国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是“内部多元化”。各种利益先“内部化”，即容纳进现存体系，在体系之内争取利益和协调利益。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之后，中共最近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最近，因为中东世界发生茉莉花革命，一些人开始把中国视为和阿拉伯世界类似的政体。但从内部多元主义来说，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有很大的不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其次，政治的开放型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速更替。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问题。在民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尽管当代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

　　这个体制的优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他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10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而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因为到了规定的年龄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再次，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放式建党”的趋向。如果从开放的文明特质来说，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传统的作为政治主体的皇权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因为它的本质不具有开放性。而党权则不一样，党权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要用党内民主来保障。作为组织的执政党，必然有其利益。任何组织都有其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责任。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不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否则又会走上传统皇权的道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必须是个开放体系和政治过程。

　　除了强化政治主体地位外，党内民主的另外一项相关的任务，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性。诚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教授所证实的，即使在具有外部开放特征的西方多党民主国家，也必然产生各种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利益集团（或者分利集团）。奥尔森非常悲观，在他看来，除了革命、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等手段之外，很难消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的方法。

　　4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

　　从开放性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涵盖三个主要的领域。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已经涉及到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即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社会民主。此外，开放性也必须体现在政党和社会的连接领域。

　　就竞争或者党内民主来说，现在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党内集体领导、票决、权力交班等。这些是最基本的。如上面所讨论的，党内民主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党的开放性。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就会产生冲突。

　　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已经有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公务员系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这和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当然，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的开放性。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大都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不足，一旦官僚化，政党就可能失去和社会的关联点。执政党如何实现向社会开放？这可以向新加坡学到很多经验。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人民行动党能够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主要是依靠开放。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非常深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要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在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方面，开放政治不仅要继续鼓励和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包括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现在把社会民主仅仅理解成为选举是不够的。实际上，在地方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制度建设，或者说治理制度。

　　从村级民主实践来看，光有选举很难出现有效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说，在地方层面，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更具有相关性。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