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事审批制度何去何从？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做了《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发言，其矛头直指目前的体育比赛审批制度。

　　其实，关于赛事审批制度的改革呼声由来已久，姚明的提案只是将它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那么，赛事审批制度究竟有何来头？它的存在究竟对我国的体育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它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时代产物

　　为体育事业“保驾护航”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模式显得极具中国特色：在最初实行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体育事业刚刚起步，百废待兴。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大口号，更使群众体育迅速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焦点。但是，体育事业的落后直接导致国内体育赛事和活动的匮乏，社会主体办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体育资源如此短缺的情况下，政府理所应当地充当起体育赛事活动的“领路人”和“把关者”，赛事审批制度应运而生。

　　“当时，想要将比赛办出一点规模，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为比赛提供保障和后援，特别是举办全运会、少数民族运动会这样的综合赛事。”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玲解释到，“正是在这样‘资源有限性，权力无限性’的背景下，政府实行了‘一揽子管理’，催生出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体育赛事管理体系，赛事审批制度就是其中一项。”

　　不可否认，在贴满了“计划”标签的年代，赛事审批制度能将社会资源和体育资源更加优化地组织起来，举国家之力举办比赛、办好比赛。然而随着社会进步，市场经济的浪潮给赛事审批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此外，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和社会主体力量的不断兴起，这项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变革一触即发。

　　弊端凸显

　　为体育强国埋下“隐患”

　　“赛事审批制度的存在，使得竞赛市场无法形成良性竞争的环境。而且体育主管部门也忽略了市场和商业的概念，将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化’倾向。”谈到赛事审批制度的弊端，花了大工夫做研究的姚明很有发言权，“其中一极是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型赛事之中，比如奥运会、全运会、职业联赛等，这类精英赛事的参与人群小而观赏人群大；而另一极便是完全公益或微利的赛事活动，但这类赛事缺乏组织和管理，无法形成群众力量。这两极中间留下的空白正好像是承上启下的金字塔中间层，不仅能吸引巨大潜力的民间办赛力量，还有利于运动员的成长和培养，可他们都极少能迈过赛事审批的高门槛。”

　　姚明一语中的地指出了赛事审批制度的弊端。的确，赛事审批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不少社会主体对承办赛事望而却步，这大大抑制了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办赛的积极性和活力。“体育的改革进程已经落后文化和科技领域一大步。在其他领域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的时候，体育主管部门没有跟上，反而还加大了管制力度。” 黄亚玲说。

　　“实际上，据我了解，一些地方体育部门也希望改变赛事审批的管理模式，因为地方体育部门要更多考虑赛事如何为民生服务，也迫切需要激活更多社会力量进入体育市场。”姚明说到。由此可见，赛事审批制度已经成为横亘在市场主体与体育赛事之间一道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也将成为我国通往体育强国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亟待变革

　　为社会办赛清除“路障”

　　十八大召开以来，改革之风吹及社会的各个领域。面对弊端多现的赛事审批制度，改革在所难免。然而，赛事审批制度的改革必然要触动体育管理部门自身的利益，这无异于“动自己的奶酪”。“体育总局及各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利益链条，并已按此实行多年，想要从内部改革，肯定困难重重。缺乏上层领导的示范作用，改革工作注定很难进行。”黄亚玲认为这块“骨头”不好啃。

　　但是，中国体育要想往更高水平迈进，充分挖掘社会价值，达到更加和谐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态势，就一定要遵循体育和市场规律，按规律办事，否则就要遭到“惩罚”。对此，黄亚玲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既然无法从内‘调理’，我们也可以从外部加压。首先，尽快完善‘中央顶层设计’，规范政府权限，明确哪些是需要政府批准，其他的就给社会充分的自由，政府不能再‘越权’；其次，社会组织也应自我审查，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自主意识，要先有能力为自己负责，再去要求政府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