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限购仍是必要手段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只要充分释放城镇化“红利”,三四线过剩的房屋具有被消化的潜力。但与前几年相比,房屋销售周期可能延长。同时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抑制需求为主要目的的行政调控手段仍有存在的必要。现在大城市的市场供需关系不够平衡,供不应求形势较为严重,一旦放开限购等手段,市场很容易进入新一轮暴涨。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珏林表示。
●新股改革需摆脱行政干预
股市的内在规律是通过供求的自由化来实现供求的均衡,让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之上,而不是通过行政控制。最优价格一定是通过市场参与各方通过自由选择的互动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没有供求均衡,任何中介机构在股票承销过程中都不可能寻出合理的价格来。在当前证监会的新股改革过程中,有很多过渡性的行政化管制措施,凭借这些过渡性措施是发现不了最优价格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表示。
●增速下降不构成就业压力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经济增长适度放缓,乃至处在7%左右,对中国来说并不构成大的风险或者挑战。10年以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1500亿元增量,而2013年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增量就接近6000亿元,经济基数已经明显上涨。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万亿服务业增加值创造的就业比第二产业要多30%。所以即使GDP增长速度出现一定的下降,对就业并不构成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认为。
(宦 佳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