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斯的跨界人生

　　1915年出生于美国的格蕾斯。作为一位华人知识女性，在过去的80多年里，她跨越阶级和种族的界限，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不懈奋斗。格蕾斯说：“如果我不是女性，也不是美籍华人的话，就不会这么早地认识到社会需要彻底的改变。如果我不是女性，也不是美籍华人的话，很有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大学哲学教师，一位观察者，而不会积极参与到20世纪后半期的能升华人性的运动中去。”

　　20世纪40年代初格蕾斯从布林莫尔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参加了当地的劳工运动并支持了非洲的独立斗争。加纳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向格蕾斯求过婚，他曾说：“如果格蕾斯嫁给了我，我们一起就能改变整个非洲。”

　　格蕾斯领导过一个名为“约翰逊-福里斯特派”的美国共产主义组织。这个组织虽然规模不大，但它成为那些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人们为了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而进行不懈斗争的一部分。因为斗争的理论需要，1947年，“约翰逊-福里斯特派”在美国首次出版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英文译本。

　　1957年格蕾斯参加了底特律的黑人民权运动，之后的半个世纪都投身于底特律的社区重建工作。格蕾斯嫁给黑人工人领袖杰米是因为她需要让自己参与到更加具体的事务中去。在她以往的社会活动中，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去帮助社区里的工人们。这对杰米来说却不是一个问题。杰米就是一名普通黑人工人，他生活在工人们中间。杰米所经历的压迫和痛苦使他坚持认为“不能切断我与普通群众的联系”。格蕾斯从杰米身上发现了普通人的力量：他们一旦从艰难的生活中摆脱出来，获得了知识，不仅能拯救自己，而且会进一步推动人类发展。

　　格蕾斯在《为改变而生活》的自传里详细讲述了她的父亲。20世纪20年代她父亲由非法移民者成为把饭店开到了时代广场上的中产阶级，在美国人对中国还几乎没有了解的当时，利陈餐馆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格蕾斯说，她父亲“无论从社会意识还是从政治意识上，都是向着中国的，而对美国的兴趣是自私的，就是想挣美国人的钱”。他希望自己的家乡更加现代化，曾经请人给自己的家乡绘制了一幅配有学校、铁路和飞机场的草图。他非常敬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他说：“毛泽东做了我想做的事。”

　　格蕾斯“是位女性，却闯入了男人的领域；她是一位华人，却闯入了黑人社区；她是位知识分子，却闯入了工人的领域”。与当前相当多的“观察者”们的坐而论道相比，格蕾斯超越自我、深入社区为普通人说话、为人民代言的行动，使其精神追寻的过程格外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