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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年02月14日 星期五

孤凤山上的“五四之子”(台岛觅故人)

任成琦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4年02月14日   第 09 版)

  殷海光故居
  任成琦摄  

   1956年春天殷海光搬进台北温州街台大宿舍后,沿着院子西边挖了一条河。他将挖出的泥土堆在院子中央,竟然形成一座小山。他一铲子一铲子地挖,一铲子一铲子地堆,即使做这种粗活也力求完美。他不喜欢的东西如煤滓、瓦砾等,一定要一铲子一铲子地从土中挑出来。前后3年多,小山才略具规模。殷海光将它命名为孤凤山。孤凤者,少知音也。

  殷海光的晚年是孤独的,一头忧郁的白发,几多黯淡的心情。他甚至不愿与过去的老友有更多的接触和来往。有时老朋友来了,也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笑笑作罢。或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锅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学生。

  台湾知名学者、作家如林毓生、李敖、王晓波和陈鼓应等,学生时代都曾在温州街歇脚,喝过老师家的咖啡,吃过老师家的茶点。

  茶点有什么好吃的?殷海光自有高论。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书生处此寂天寞地之中,众醉而独醒,内心常有一阵一阵莫可名状之凄寒。寂寞之长途旅人,甚愿见路边之烟火人家,灵魂有个慰藉的小茶点。喝口热茶,暖暖心头,打起精神,重新走上征程,或可发现一个新境界于迷茫之外也。”

  记者前去的时候正是台北一个冬日的午后,故居屋外小巷里,牵牛花攀越墙头正在盛开,恣意张着彩色的喇叭口。院墙上挂着一块金属牌,上刻“殷海光故居”。斜阳草树依旧,半掩庭院深深。孤凤山的西端种有杜鹃。据说一到春天,生命力勃发的花儿红艳艳地开了,是殷家庭院最美的时光。

  属于殷海光的好时光显得分外短暂。赍志而殁的殷海光,风雨人生50年,前30年在大陆度过,后20年托付于台湾。这株会思想的芦苇,当年台大“最卖座的教授”,其学识与文笔影响着一大批台湾青年学者和海外知识分子。1966年,当局教育部门要求殷海光离开台大,他拒绝接受,于是出现了咄咄怪事——学校排有殷海光的课、他却不能上课。隔年,他终于还是离开学校,两年后因胃癌病逝。

  1969年初秋,史学家傅乐成在殷海光逝世后,撰文回忆这位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同学,说殷海光当时最爱朗诵李白的那首《行路难》。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殷海光,继承“五四”鼓吹的自由主义精神余绪,在《自由中国》杂志一再为文批判当时的主流话语,揭出所谓“反攻大陆”只是为巩固政权。

  李敖这样描述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

  殷海光自命为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望,但却遭受着由此带来的寂寞、凄凉和横逆:“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拔剑四顾茫然之余,殷海光在孤凤山的山顶上,做了一个水泥台子和几个凳子。并用庭院里的树木围成栏杆,将之命名为“殷夫子读书台”。离开台大后他想去美国教书,但当局不放他出去。既然“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不成,这里成了他人生最后几年的精神家园。雷震案的种种牵连,从台大被逼走的往事,都渐渐远了。这个批判传统不遗余力的“五四之子”,性格躁烈的湖北汉子,却渐渐发觉了祖宗遗产的好。在胃癌病魔到访之前,他曾表示,希望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毕竟是书生,无奈天不假年。温州街上的夕阳,一点点从孤凤山那边落下了。倒是读书台边那株亚历山大椰子树,至今仍然枝叶青青果实累累,直插云霄。

  

  殷海光小传

  殷海光(1919—1969),逻辑学家、哲学家。曾师从金岳霖。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原中央大学)任教。1949年到台湾,同年8月,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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