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商帮史之今鉴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虽然古代中国的基调是重农抑商，但商业活动不仅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帮文化。近些年商帮文化更是热络，一方面，人们把昔日商帮的典型人物如顾宪成、胡雪岩、盛宣怀等奉为经商楷模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各地多存在一种或官方或民间的复兴商帮梦想，《X商》（如《浙商》、《鄂商》）和《新X商》(如《新晋商》、《新鲁商》)杂志的创办及相关机构的建立，就是一个侧证。

　　但长期以来，民间和官方对中国商帮发展历史的保存、梳理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割裂的、支离破碎的。财经作家王俞现在严谨考据的基础上，以通俗的语言写就《中国商帮600年》一书，为我们展现了1370年—1956年间中国不同商业帮派的沉浮，穿插涉及了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宦官史，并尝试将中国商人和商帮的历史演变在全球背景下进行定格。

　　中国商帮崛起有四大气象，一是经商氛围浓厚，商人敢跟官僚叫板；二是名士为商人写碑记、墓志铭和立传；三是商人主动开始为政府和朝廷所用；四是全国性商会组织的成立。作者直抒胸臆：“中国商帮变迁史就是一部中国官商关系史”；“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拓展精神，更需要与时局共舞的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

　　“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这是百年前的费正清之问。因为中国商人群体从未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没有与政府对等的博弈能力，这一方面铸就了我国官商勾结、腐败的传统官僚文化，公开、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从来没有真正建立；另一方面铸就了我国商人保守的性格，商业未能与工业联姻，促进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与发展。

　　中国商帮的存在目的有三：一是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二是团结力量，制定和操纵市场价格，甚至以乡音为基础无所顾忌地联合坑蒙拐骗；三是避免内部的激烈竞争。这些特点，在今天若不加扬弃地试图重新构建，则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商帮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容易使企业缺乏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格局。

　　商帮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的罪人。商帮的兴起，多是与投机钻营结合在一起，成也投机，败也投机，几乎没有商人真正信仰“小胜靠术，中胜靠智，大胜靠德”的律条。商帮兴起之后，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更没有将近代中国带入工业革命，而是在吃喝嫖赌、卖盐引子、炒作地产、放高利贷中自闭僵化，走向沉沦。“温州模式”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鲜明的商帮烙印。

　　读完《中国商帮600年》，完全颠覆了我过去对商帮的美好印象。为何西方商业国家都没有商帮呢？不是因为西方血缘和宗法纽带不如我们强，而是因为商帮从本质上是反商业的。面对当前我国新一轮商帮热，我们尤其需要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