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百年留学·张奚若）

　　24岁那年，张奚若（1889-1973）赴美，进哥伦比亚大学，原打算修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先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最终选择了政治学专业。

　　就这样，从1913年到1925年，张奚若在美国和欧洲求学，前后度过了12个春秋，结识了金岳霖、徐志摩、傅斯年等多位同好，对欧美各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充分的研究与观察，并形成文字。

　　徐志摩认为张奚若写的那些艰深的政治学论文，“当然是没有一个人要看，并且即使要看也看不下去的，牡蛎壳炒榧子一类的文章！”但徐志摩也承认，张奚若的政论文章是“真正学者的出品，一点也不偷懒，一点也不含糊”。

　　金岳霖是张奚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据他回忆，张奚若留学时一直按家乡的方式生活，比如不肯买衣服穿，而要找裁缝做衣服。但是在国内这么干能省钱，但在美国因为人工贵，做衣服反而费钱。

　　张奚若留学美国时，与赵元任结识。赵元任是学语言的，听说张奚若是陕西人后，就向他学习方言。张奚若教他说了段歌谣：“人家那个娃，在书房读书呢。咱那个娃，拿勺勺耍水呢。不说他吧，我是他二爸；说他吧，他娘不答应。算了算了，叫娃耍去耍去。”

　　让赵元任感到好玩的是其中的“书”字，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读shu，陕西话则读fu，于是就记住了。1973年，赵元任从美国回中国访问，见到了住院的张奚若，当即说起了“拿佛佛发匪（拿勺勺耍水）”的陕西话，让张奚若很开心。

　　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胡适给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张奚若寄去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希望得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支持。

　　张奚若在回信中表述了他的观感：“觉其论调均差不多。读后感触是喜是悲，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而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言辞十分冷静。

　　最后，张奚若还是写下了：“但因社会不能停滞不进，而且我们总是带有几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赞成之意多于反对之意。”

　　那时，张奚若即将完成哥大的学业，对于“将来回国作事”有自己的思考：“尝思将来回国作事，有两大敌：一为一味守旧的活古人，二为一知半解的维新家。二者相衡，似活古人犹不足畏。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换言之，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发为言论，仅觉讨厌，施之事实，且属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