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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城市的一块静土，打工者的一片星空”，打工文学网站首页上这句朴实而生动的话语道出了无数身处异乡的人们对打工文学的深厚感情。随着改革大潮而来的不只有打工者，还有他们的点滴生活，喜怒哀惧的韵律在城市忙碌的节奏中酝酿。在这一过程中悄然萌生的打工文学，让无处倾诉的心情发声。
打工文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早在1984年，由深圳市文联主办的《特区文学》就开始发表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1985年，文学评论家杨宏海第一次提出了“打工文学”的概念，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很多人质疑打工文学的文学性，并且预言它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文学现象，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打工文学作品不断涌现，逐渐发展成为当代文坛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会变迁催生的文学现象
杨宏海曾将打工文学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4年，打工文学从萌生到真正发展，10年间涌现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如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等；1995年到2000年则是打工文学走上焕发和过渡的第二阶段，打工文学作品开始市场化，打工影视作品和文学评论开始出现，王十月的打工散文等成为代表性作品；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现在，杨宏海称之为打工文学扩大内涵和健康发展的阶段，打工文学开始进入主流文坛的视野，王十月的小说《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郑小琼的诗获多项大奖，影视界也从打工文学当中吸收了大量资源，推出了电视剧《民工》，还有纪录片《姐妹》等。
“打工文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评论家贺绍俊说。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需要大量的打工者，而乡村又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力，正好互相填补，因此乡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他们成为打工者的主要来源，昔日乡村的农民变成了城市的工人，“农民工”的称谓也由此而来。贺绍俊分析道：“这群打工者不是城市人，却又生活在城市，这种特殊的情况就决定了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那么显然他们会有一些别人感受不到的心情，需要寻找自己去发声、去倾诉情感的渠道。有很多打工者喜欢自己写一些文字，这样逐渐地就产生了打工文学的现象。”
从打工文学诞生以来，对于“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是否科学严谨的质疑始终存在。贺绍俊指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有些概念不一定要去纠正其准确性，因为作为对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很多概念体现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对这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捕捉和把握，短期内这种描述很难有非常准确的概念，打工文学也是这样。“当代文学批评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点来描述打工文学，对打工文学进行总结，从这个角度来看，打工文学显然是把握住了当代文学的新现象。”
底层叙事：对歧视的批判
打工文学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笔触反映打工人的生活，因此很多人将打工文学称为“底层叙事”，但是这一说法也受到争议：有观点认为“底层叙事”的说法看似美化了打工文学，但实质上有歧视之嫌，还会导致不少作品把关注点局限于打工的艰辛，而不是更宽广地去关注整个打工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底层叙事和打工文学的概念都是当代文学批评对于新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底层叙事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当代文学反映现实的一种突出的表现。”贺绍俊认为，因为中国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明显的贫富差距拉大，使得很多的所谓的底层者，缺乏一个表达自己话语权的社会平台。他们的声音很难在政治上得到表述，在很多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作家这时敏感地抓住这一点，描写底层者的生活状况，等于是作为代言人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呼唤正义和平等，这典型地体现了文学应有的社会责任。
那么用“底层叙事”来形容打工文学是不是一种歧视呢？贺绍俊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底层”显然体现了社会的不公平，我们的社会的确对弱势者存在一种歧视的态度。但是底层叙事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是歧视。相反地，文学把社会的不公表现出来，恰好是对这种社会的歧视现象进行批判，站在正义和平等的角度来针砭时弊。“所以底层叙事在文学中的表现恰好体现了作家对歧视的批判，而把底层叙事当作歧视的解读是不正确的。”他同时也认为，把打工文学看成“底层叙事”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底层叙事更多地是作家以“他者”的眼光看待社会的现象，而打工文学的表达者本身就是底层者，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表达的社会诉求中有很多的一致性。
未来会有更多人
成为打工文学作者
从1984年至今，打工文学已走过了20个年头。现代化的齿轮仍然不停地旋转，推动着时代大潮中的人们向前，打工者们在城市的不同角落继续书写着自己的喜悦和悲伤。他们笔下的文字，也依旧璀璨如星，闪耀在打工者的天空，触动着无数人的心灵。
“我觉得打工文学始终应该保持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贺绍俊肯定社会对于打工文学的关注和支持，但是他反对外界对于打工文学的过分干预，“打工文学严格来说应该是一个自然生产的文学现象，假如人为地去培植和发展，那可能就不是真正的打工文学了。”他也不提倡试图从打工文学中培养专业作家的做法，“实际上也一直存在这种做法，包括一些主流的文化部门，发现打工文学中间写得很好的作者，便努力将其发展成专业作家。可是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他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打工者了，一旦离开打工者，他们书写的就是‘他者’的文学了。我们不应该一定要在打工文学中发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打工文学一定是自我的倾诉，是一种‘自生自灭’的东西，这样才有生命力。”
“直到今天，打工文学显然还在继续向前发展。未来只要有打工者，就会有打工文学”。贺绍俊说，未来打工文学这一文学现象在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并且其文学性会进一步增强，“早期的打工文学主要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倾诉，但是随着它多年来的发展以及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打工文学开始带有自觉的文学意识，在表达上也有了更明显的意图，主题性也更强。”与此同时，打工文学的眼界将不仅仅停留在描写个体的苦难，不仅仅限于打工生活的小圈子，而是能够将个人的苦难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作品的内涵会更加深刻。打工文学的发展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贺绍俊还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成为打工文学的作者，而随着文化程度更高的年轻一代加入打工者的行列，未来打工文学的题材选择会更加广阔，写作内容会更加丰富，文学性也会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