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中的误解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亨廷顿先生三本经典政治学著作中的一部，它为我们理解国际冲突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范式，即文明的角度（李慎之先生将其归为“种族”）。这种范式的提出，与冷战结束，原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明冲突理论”为解释一些地区冲突，甚至是“9·11”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原因分析。

　　但是，当我们认真读完本书就会发现，亨廷顿的文明归类，其实只不过是对于权力政治的一种文化投射而已。几乎所有的当今的大国都是一个文明的代表。这书中，亨廷顿似乎一遍又一遍地在强调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可调节，实际上，“文明的冲突”依然不过是披着“文明”的外衣而进行的地缘政治与现实主义的冲突。

　　如果真的是因为“文明”而引发冲突，那一定是与不同文明间的特性有着巨大关系。在分析西方与伊斯兰的文明冲突中，亨廷顿将原因归结为：1、历史的冲突；2、价值观的冲突，这两点看上去还和文化有点联系，但是当其分析儒家文明与西方的冲突时，却是一种完全的现实主义的权力思维。在这一部分我们鲜见二者的“文明冲突”，经常会看到“威胁”、“均势”等字眼。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窥测到亨廷顿先生对于西方的没落、中国的崛起有着很深的恐惧与忧虑。

　　从文化上来看，儒家文明并不具有强烈的排外性和征服性，它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历史上各种宗教、民族在来到中原后，并不是与儒家文明发生冲突，而是被其逐渐融合、改进，当然儒家在这个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发展，我觉得这与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自信是分不开的。

　　而当一种文化曾经强势，现在渐显衰颓时，他的卫道者一定会有隐忧与担心，这样的担心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恐惧，亨廷顿先生就是这样的代表。在恐惧中，亨氏完成了他对于世界秩序的深思，而这种深思中又因其自身的局限而带有不少的误解，我不想把亨廷顿先生理解成一位反华的人物，我宁愿相信他所得出的结论只是某种学术讨论的结果。“西方化≠现代化”，“西方文明不等于普世文明”，这样的一些思考在西方文化仍占主流的现在有着更加独特的意义。“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的文明，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不仅西方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又何尝不是这样？

　　文明冲突的未来或许就是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世界需要在各种文明中寻找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