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的密码

　　1987年，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推出《大国的兴衰》后，立即“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种热切关注既因肯尼迪的研究范式史无前例、别树一帜，也因为国运兴衰的厚重话题触到了整个社会的情感“软肋”，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强烈民族复兴梦想，矢志于大国崛起宏愿的国度。

　　肯尼迪从公元1500年前后的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切入，解构500年来世界格局的变迁，逐渐拼接出一张张大国兴替的历史图景。

　　他分析侧重于经济与军事。在肯尼迪看来，欧洲始于城邦的争战“推动人们寻求军事变革，而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二战中轴心国最终之所以战败，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的无力支撑，这一分析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着高度神似。

　　究竟怎样才能算是大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乾隆时期的国力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据当代学者的估计，GDP占全球1/3，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3项均创下中国历史最高水平。然而，乾隆离世仅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便熊熊燃烧在中国的沿海……最终，“亡在崇祯，失在万历”的历史悲剧在大清又一次上演。

　　在肯尼迪看来，大国不仅是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崭露头角，而在于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之大不在于一国的庞大，而在于周边国家眼里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肯尼迪的分析中，大国兴替一直与战争关系密切，几乎每一个大国的衰落与另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不基于和平的模式。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隐藏在军事战争背后的政治力量，或是大国争夺的“始作俑者”。不过，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却认为，“当今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的背后原因不是宗教与经济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

　　没有一个大国会坐视另一个国家的强大，直至替代自己，其路径选择不外乎这么几条：或者通过战争直接削弱，不过往往是两败俱伤；或者在经济范畴进行遏制，打压对手生存空间，败于冷战的苏联便是最好的例证；或者通过全方位竞争，大力提升自己，此举被今天的美国运用到极致。

　　从世界发展潮流看，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文化逐渐融汇到世界大家庭中来。不能说传统的大规模战争模式完全不会出现，但文明力量替代历史上的野蛮传统将成为主流。这实际意味着，未来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壮大的空间，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雄厚的人才实力。

　　人才，其实是看不见的“战争”。据统计，1990年至1998年，美国共引进了1850万合法移民，其中30%的移民有学士以上学位，大部分是22岁至40岁的中青年。而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对于渴望民族复兴的国人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才长期大量外流更令人揪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