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未来，收藏灾难

　　樊建川56岁了，穿件军绿套头T恤、斜挎布书包，远看仍是个小伙子。头一次见面他没一句客套、寒暄，上来就带着记者在军博的展厅里从头到尾看《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的展品，同时他的解说就像打开水龙头一样地滔滔不绝。如果一时没有跟上他的思路，他就拍你胳膊或者捅你肩膀。

　　那些展品，都有近百年或者至少六七十年的历史，尽管隔着冰凉透明的展柜玻璃，却似乎随着樊建川的讲解，让你感到它们的一种“温度”：烽火连年，129师战士龙光珍的父母终于收到他写于1938年6月27日的“万金”家书，3页“八行书”字迹工整，最后一页连边框外也写满了未尽事宜，而第三页上“儿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与日寇拼死命”的话，让人感到了中华男儿的一腔热血；一个画有苍山野树茅屋小桥、充满古意的瓷盘，细看空白处题写的却是那首“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做（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时人为了纪念“九·一八”7周年特意烧制的；聂荣臻送给下属的文件包由“上海荣顺”制造，搭扣至今闪闪发亮，一点没有生锈，包里不知装过多少军机密文，跟着主人横渡多少关山；蒋中正亲笔在“中统”有关汪伪人员有意投靠，希望获得官职的文件上批了大段表示“不行”的文字，红色铅笔的字迹如新；细细长长的川军竹制旱烟杆，上面刻着“上战场打日寇”的字样，不知哪位将士在战斗的间隙曾用它来提神。展览上好几幅画作引人瞩目：何香凝的《送寒衣与伤兵回营》画着累累怪石边怒放的一枝黄花，张大千之兄张善子为美国援华的飞虎队所做的《飞虎图》，两只带翅膀的老虎正凌空翱翔，这两幅画分别作于1937年和1940年，都是为抗战募捐所画；而最小的那幅《胜利之夜》，由丰子恺画于日本宣布投降后3天，画面上大人、孩子一家5口在电灯下团圆，战时灯火管制结束了，平民百姓的兴奋心情展露无遗。一件晶莹透明的小印章，却有很大的意义：1946年，中国派出数十人组成的驻日占领军先遣队，上校参谋廖季威的这枚水晶印章上刻了“购于东京”的字样，成为当时中国以胜利者之姿进驻东京审判的历史见证……

　　展览展出了300多件珍贵抗日文物，300余张图片，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50件。当然，这些只是樊建川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上的博物馆群落中800万件收藏品的冰山一角。无论藏品来得容易，还是来得艰难，樊建川对每一件的来历都烂熟于心，都能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如同他第一次为别人讲述一样充满热情：张善子的画是十几年前一次拍卖会上拍来的，但是当时为什么拍卖在四川而不在北京进行？陈香梅为什么说这画是陈纳德的？究竟是不是？见证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美国“密苏里”舰三号锅炉铭牌，到底它的前主人是如何拥有它的？有多少展品是遵照原主人的遗言，在他们去世后才由子孙送给樊建川的？又有多少展品是抗战将士本人、抗战将士的后人或者当年的侵华日军士兵本人亲自送到建川博物馆的？樊建川随时开讲，随时根据能够利用的时间讲出繁简不同的版本，每一个故事无论繁简，都令听者、观者心绪难平。

　　抗战已经胜利68年，对于这场波澜壮阔、慷慨悲壮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海内外已经进行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纪念，文艺界对抗日也进行着各种演绎。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那些早已湮没不闻的战士和百姓，通过这个展览，仿佛一一来到我们眼前。这个展览从“七七”事变纪念日开始，到7月25日结束，共展出18天，完全是免费的。“我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日本人和日本军队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知道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十几年前，樊建川在他的收藏札记《一个人的抗战》中写道。插过队、参过军、教过书、当过官、开发过房地产，现在樊建川的主要经营项目就只有博物馆。“别人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充满血腥和沧桑的民族灾难，是在收藏‘历史的细节’，是在完成一本‘历史启示录’。”他感叹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读书人，“我看的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关于日本，关于抗日，他觉得自己有许多独得之秘，他希望与天下所有人分享。 

　　配图所示藏品均为建川博物馆聚落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