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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一家农家乐的大鱼塘村村民李正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农家乐去年毛利润在7到8万元，相对以往种田几千元的年收入，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类似李正福这样的例子在申遗成功后，因游客对食宿的需求增大，会只多不少，在旅游收益见效快和种田收入低的差距之下，“当地老百姓是否还会继续种田”？
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菲律宾伊富高梯田就曾因梯田面积缩减等原因，在2001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
针对这个担心，当地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和老百姓请大家“放心”。“田地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荒废，这是我们的传统。”
笑称自己是“吃着哈尼梯田里的稻米长大”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管理局局长张红榛，小时候并不觉得梯田宝贵，“回头看才明白，如果没有梯田，不仅没有红米吃，没有围绕梯田耕种的各种节日，而且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也会增多。”
她朴实的表达背后正是日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
如今，这绵延千余年的“活态文化景观”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是云南的哈尼梯田，是中国的哈尼梯田，也是世界的哈尼梯田！”云南省副省长高峰的这番话不仅传递了保护的决心，也传递了红河哈尼梯田的“世遗”之路刚刚开始。
红河哈尼梯田的“世界梦”
“踏上哈尼梯田……”云南省元阳县新街镇大鱼塘村村民卢文学的手机响了，长街宴之歌飘了出来。这位现年60岁的云南省级非遗传承人，在大鱼塘村地位很高，因为村里的祭祀活动、节庆活动都由他主持，他还收了5个徒弟。
在申遗过程中，各方的重视让卢文学觉得当地的“服饰文化、农耕文化、祭祀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他也告诉自己：“祖先留下来的，不能在我们的手中失传。”
卢文学的心愿并非个人化的想法，“实施红河哈尼梯田整体保护”是当地政府一直所强调的。“将红河哈尼梯田各类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全部纳入保护范围，确保了文物和习俗、景观与生态的整体保护。”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谭萍说。
申遗成功后，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保护进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视野，对保护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确保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也是关键所在。红河州政府日前承诺，履行《世界遗产公约》，依据《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管理条例》和《红河哈尼梯田保护管理总体规划》保护好哈尼梯田。
“不能荒废祖宗传下的田地”
因为是在壮阔大山环境中开创、覆盖雄伟山体而形成，哈尼梯田被誉为“伟大的大地雕刻”。在人们惊叹于这古老东方的稻作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时，却不能不正视一个事实——作为巨大的活态在用遗产，红河哈尼梯田的保护和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既然是活态的一定会变化，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因此保护难度很大。” 云南省文物局副局长余剑明说。
开着一家农家乐的大鱼塘村村民李正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农家乐去年毛利润在7到8万元，相对以往种田几千元的年收入，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类似李正福这样的例子在申遗成功后，因游客对食宿的需求增大，会只多不少，在旅游收益见效快和种田收入低的差距之下，“当地老百姓是否还会继续种田”？
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菲律宾伊富高梯田就曾因梯田面积缩减等原因，在2001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
针对这个担心，当地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和老百姓请大家“放心”。“田地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荒废，这是我们的传统。”大鱼塘村几位村民说。
为了避免没人种田的情况出现，政府也在努力，“把农林水补贴打包发给老百姓，民居修缮政府也补贴一部分，州、县政府对农民的种粮补贴也要积极推进。”谭萍说。
如何应对游客增多压力
申遗成功，游客会增多是不争事实。云南省元阳县县委书记姜仁斌介绍说，按保守估计，来当地旅游的年游客量在未来几年，将达到150万人次，但据专家的测算，“申遗成功后，游客会增加3倍。”
面对大批涌进的游客，如何平衡保护和发展？姜仁斌认为关键在于坚持“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的原则。其实，在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前，已有旅游开发的行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准遗产地”，对其进行整体旅游规划开发。“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管共赢，而且开发行为必须在省、州、县的监管下进行。”姜仁斌说。
但企业的逐利性会不会影响遗产保护，仍是关心红河哈尼梯田者心中的疑问。“我最关心的，是遗产区搞旅游之后肤浅开发和过度开发。”长期跟踪哈尼梯田申遗项目的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提醒，梯田旅游必须保证其收益惠及梯田文化的创建者，而不仅是参与投资的公司与企业家。对此，姜仁斌表示，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制度规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些年相应保护管理条例已陆续颁布，要实施依法保护和科学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