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延期的“苦肉计”

　　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周，我所就职的社会科学学院里本科生课堂出席率骤降了一半。这倒并非因为学生们提前进入了假期模式翘课游玩，相反，绝大部分学生都挤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因为院里大多数科目要求交学期论文的截止日都集中在最后一周，大部分学生都有三到五门小论文要交。

　　期末交作业的高峰，也是学生申请作业延期的高峰。英国大学对作业截止期管理很严，尤其是要求网络提交的，除非事先得到延期许可，哪怕只是晚1分钟，多数情况也被算作迟交而最高只能获得及格的分数。但针对健康、心理或家庭因素引发的特殊情况，学校会酌情给予适当延期。英国大学里常见两种批准延期的程序，一种是和教学完全脱钩，由学院后勤全权负责，程序比较刻板；另一种则是像我所在的肯特大学这样沿用老传统，由任课老师给予延期。这种方式理论上能更好地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个体情况判断是否延期及延期长短，但却是让老师最头疼的方法。因为很多情况下，老师碍于师生关系难于向学生索要相关证据以判断事实真伪。

　　比如昨天中午和同事贝蒂吃饭时，她就抱怨说，这学期末有五六个学生向她申请作业延期，理由居然都是他们的祖父或祖母刚去世。我听说之后忍不住笑，因为我带的两个必修课程里也上演了很多类似的“苦肉计”。除了祖父母过世，上学期还有诸多“最爱的姑妈”或者“最亲的舅舅”忽然重病这些真假难辨的例子，但数量之多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贝蒂有些愤愤地说：“虽然你明知道这里有人在撒谎，对于其他学生很不公平，但这么敏感又伤心的事情，作为老师又不好表示质疑。”的确，因为学院里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虽然老师有权为了一项单科作业而要求学生出示官方的死亡证明，但貌似有点小题大做，尤其正如贝蒂所说：“这种事情似乎总遵循一种倒霉的规律，即永远是你怀疑的那个学生最后证明是说真话的。”而老师明确表达的对学生的不信任会多少让师生在日后的教学中产生隔阂。

　　这种事情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应对方法，比如贝蒂说，她多半会准予延期，但在评分时难免会严格。而我则要求这学期所有因亲属疾患而申请延期的学生在交作业时必须同时附上父母获知延期缘由的签字。这样至少对于说谎的个例，他们必须说服自己的父母做“同谋”。贝蒂觉得我的这个思路不失为折中的好办法，但她也有点惊讶，因为在学生的口碑中我属于随和的老师，没想到我对学生要求还挺“警惕”。贝蒂问我：“对这类延期申请你一直都这么严格吗？”我无可奈何地说：“不是啦，这是我针对这学期学生亲属‘生病率’奇高的特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