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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陈祖德于2012年11月1日晚在北京协和医院结束了自己的“棋局”。
如果只是看照片，人们会用儒雅这个词来形容他，但那些熟悉他，或者与他交过手的人知道，这个看上去谦和的人，骨子里非常刚毅。他喜欢雨果和拿破仑，爱看拳击，喜欢和人掰手腕。即使坐在棋盘前，他喜欢的也是短兵相接，他所代表的“中国流”布局，就是以快速进入战斗而闻名。
即使对面坐的是大人物，他也不会在棋盘上留情面。10岁时，陈祖德和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下过一盘棋。这个瘦弱、一说话就脸红的小男孩，一旦捏起棋子，就忘了老师“要讲礼貌”的叮嘱，而是猛杀猛砍、步步紧逼。那时，他学棋刚刚3年，老师是教过吴清源的顾水如。
陈毅非但没有生气，还对这位小朋友说：“陈祖德，你要把老前辈的本事都学过来，要超过他们。”但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中国棋手只能定期去新华社剪报，搜集日本《读卖新闻》上每天连载的棋局“豆腐块”来学习。
上世纪60年代，围棋还承载着中日民间交流的“政治任务”。第一次去日本，18岁的陈祖德紧张得被日本媒体形容为“好像在接受入学考试”。这个看上去像文弱书生的年轻人，一年后在北海公园悦心殿里，战胜了被称为“棋仙”的日本九段棋手杉内雅男——9小时鏖战，最后赢了对手半个子。他迅速成为和雷锋、王进喜一样高大的偶像，还在民间掀起了一股久违的“围棋热”。
实际上，由于实力悬殊，这盘棋是在日本棋手“让先”的情况下才获取胜利的。中国棋手还要再过20年才能真正赶超日本。但在当时，陈祖德的胜利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他掀起了我们赶超日本的序幕”，聂卫平说。
因为“文革”爆发，纵横交错的棋盘一度变得空荡荡的。1969年，国家围棋队被撤销，陈祖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来又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不停地给领导写信，呼吁恢复围棋。那时，和他一起分配到工厂的还有6位棋手，经常有围棋爱好者慕名前来找“七君子”对弈，其中就有黑龙江农场的聂卫平。
197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国家围棋集训队恢复。只不过，已经7年没有好好下过一盘棋的陈祖德在日本一直都在输。有人劝他别下了，可他说：“一个真正的棋手哪有打退堂鼓的？棋手可以不要命，但就是要赢，要胜利！”
这个总想着要超越自我的人，即使在五七干校打土坯时也一样不肯服输。他还和当地人比赛，半天打250块，最后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下棋时只能用一只手托着腰。有一次，他和12个小棋手同时对局，下完棋腰疼了3天。“我这辈子，折腾得太狠了。”去世前，他曾这样对徒弟刘小光说。
1980年，陈祖德开始便血，随后又吐血，被送入医院检查出罹患胃癌。胃被切除了一多半，又因输血感染了黄疸性肝炎。即使躺在病床上，他还在问：“我还能参加比赛吗？”医生没有回答。他把头埋起来哭了，觉得自己连再拼一次的机会都没了。
但他并没有就此认输。在医院躺了5个月，吃半个煮鸡蛋要花30分钟时间，他就开始以每天500字的速度写自传。“作为一个围棋手，我的运动生命是结束了，但这绝非我的终点，而是我新的起点。陈祖德可以不是围棋手，但陈祖德永远是一个围棋工作者。”他说。
让他被更多人记住的，正是这本名为《超越自我》的自传。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以连播的形式播出。许多年轻人中午守在收音机旁，被他的励志故事所吸引。
跨过死亡这道坎后，陈祖德离开了棋盘，进入国家体委工作，分管棋牌。
1989年，陈祖德重回棋坛，两年后成为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在他任内，中国围棋等级分制度和围棋甲级联赛体系创办。他保持着一些看上去苛刻的生活习惯，记日记，早上4点多起床，放弃专车接送，从方庄步行到天坛附近的中国棋院。8点前到办公室，先下一盘快棋再上班。
刘小光觉得，性格像棋子一样黑白分明的陈祖德并不适合官场。为了引进国际象棋的一个干部，他和领导吵了起来。当对方以“要按规矩办”搪塞时，他放下狠话：“如果你不答应，我就辞职。”
因为健康原因，陈祖德在59岁时提前退休。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去外地讲棋。他不怎么会跟人谈价钱，有时难免被骗，只能回来跟刘小光念叨：“这人不地道。”
2011年，死亡隔了31年再次前来赴约。他被确诊患上胰腺癌。他对刘小光说：“我心里有准备，如果最后没有希望，我想选择安乐死。”可后来，他似乎改变了主意。开始和时间赛跑，整理历史上留下来的经典棋谱。他躺着，除了透析、打点滴，就是摆弄着架在床上的磁力棋盘，对每一张棋谱进行讲解、注释。以前，他每周讲一盘棋，生病后速度反而加快了。只不过他一天比一天瘦，每一次录像的时间也从最初的50分钟缩短到15分钟。
这个曾经说自己不擅长“收官”的棋手，在10月31日的下午，突然有所预兆地对刘小光说：“万一我来不及，后面的棋谱你来帮我整理。”陷入昏迷前，陈祖德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翻着整理了一半的棋谱，念叨着“白20手有问题”。
在死亡赢得这局棋之前，他拼尽全力又落下了一枚棋子。
（摘自2012年11月7日《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