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完成修订并公布。时隔40年，从1986年版33条扩充为6章63条，这份行业基础性规章全面升级。

　　此前，部分博物馆在藏品管理工作中存在责任边界模糊、环节衔接不畅等薄弱环节，涉及机制层面的深层次堵点，亟待通过制度迭代破解。新办法的出台，是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产物，为新时代博物馆藏品工作划定新标尺。透过新办法，我们清晰看见制度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双向赋能，文博事业与人民期盼同频共振的深刻逻辑。

　　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认知升级

　　藏品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博物馆履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职能的核心物质载体。但藏品不等同于广义的文化遗产，而是博物馆依据自身功能定位纳入收藏体系的特定资源。新办法的重要突破之一，就是对藏品概念作出清晰系统界定，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藏品和化石、标本、实物资料等其他藏品都纳入管理范畴。

　　这一定义契合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认知升级逻辑，突破狭义文物范畴局限，将多元人类文明与自然见证物纳入馆藏体系，呼应保护对象不断拓展的趋势，同时使得藏品管理范畴更清晰、定位更精准。

　　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概念迭代，意在强调文脉的整体性延续与可持续发展。这一突破，为文化遗产学科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升级提供学理依据。

　　筑牢安全与活化的制度保障

　　公共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属性，人民群众对博物馆藏品的关切，本质是对公共文化永续传承与公平共享的诉求。新办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以刚性责任体系回应藏品安全的核心关切，又以开放机制满足公众文化参与的现实需求。

　　藏品安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命线，也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朴素的文化关切。新办法将安全责任贯穿藏品管理全流程，构建起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责任体系，要求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环节和具体人员，通过定岗定责压实主体责任，通过部门协作形成管护合力，从征集定级、入库保管到修复利用、注销备案，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与规范要求，切实守牢藏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推动系统性保护理念落地，鼓励应用多种现代技术手段，构建实体保护与数字传承双重保障体系，既守住藏品本体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也留存文化遗产的完整信息。这是文化遗产学科运用现代技术助力保护传播与传承的内在要求，回应了全社会守护好文化根脉的共同心愿。

　　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升级，公众更加期待深入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参与到文化传承的进程中来。新办法打破“重藏轻用”的传统观念，专门增设第四章“藏品保护利用”，明确将活化利用作为藏品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博物馆深入挖掘藏品的文化内涵，通过学术交流、陈列展览、文化创意等多元路径，推动藏品资源向公众开放。进一步提升阐释传播能力，用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好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成果将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为博物馆事业长远发展提供专业支持

　　藏品管理的专业化水平，既是学科建设成效的实践体现，也是推动学科体系完善的重要动力。

　　过去受发展阶段限制，藏品管理岗位多侧重实物保管技能，从业者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对多元藏品的价值建构、公共传播等能力培养不足，难以适应新时期价值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要求。新办法围绕价值建构全链条，对专业人员能力结构提出全方位要求。这一要求既包括文物鉴定、保护修复等传统技能，也涵盖价值研究、展览阐释、公众服务等综合能力；既要掌握实物管理保护的技术方法，也要具备文化遗产价值阐释的学理素养，这将进一步提升行业专业化水平。

　　实践层面的能力标准也将反向推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优化。文化遗产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实践土壤，藏品管理领域的新要求、新实践，将为文化遗产学科体系下的博物馆专业教育提供更清晰的培养目标，推动人才培养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系统化能力建构，形成学科建设支撑人才培养、人才队伍推动事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是文化遗产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博物馆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是新时代博物馆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举措。其鲜明体现了文化遗产学科在实践积累基础上升华学理认知，再回归指导行业实践的发展导向；深刻回应了博物馆功能转型、公众文化权益保障、文化遗产学科发展等一系列时代课题。期待这部新办法能够切实落地生根，推动我国博物馆藏品管理水平实现新的跃升，让更多的藏品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展现新魅力，让历史文脉在有效的保护与积极的利用中代代赓续、生生不息。

　　（作者为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