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袁隆平传》，是一个传记作者的幸运，也是一种莫大的压力。袁隆平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饥饿拯救者、粮食生产保障者，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符号。要写出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的科研精神之原动力，写出他以普通人的姿态活于尘世之中的丰富鲜活，并非易事。
当初出版社上门恳请袁隆平授权写作一本他的传记，他习惯性地挠挠头：“我这一辈子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好写的。”语气真诚而直接，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平淡，这和公众对他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我在想，袁隆平何以能在世间喧嚣的喝彩声中独辟一方清静的心灵世界，而且如此超过了半个世纪？
采访、写作《袁隆平传》近6年时间里，我越来越感受到：袁隆平壮阔的一生，就是不断解决各种“矛盾”的一生。这些矛盾，不是对立，不是遗憾，而是一种深刻的选择：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选择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什么。
写作人物传记这么多年，我一直笃信，一个人最动人之处，往往藏在他的矛盾里。袁隆平的矛盾，让人感慨，亦让人深思细品。
爱天下人，却错过父母最后一程
1974年尾，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病重住进医院，彼时袁隆平正在海南三亚攻关三系杂交水稻的关键环节——“制种”难关。他的妻子邓则接到电报后赶往医院，袁兴烈得知袁隆平在海南攻关，叮嘱邓则：“不要叫他回了，国事大，家事小，让他安心工作吧。”于是，一家人都对袁隆平隐瞒了父亲的病情。1975年1月，袁兴烈过世，袁隆平就此错过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15年后的1989年9月，袁隆平的母亲华静在湖南安江病危，得知消息时，袁隆平正在长沙一个有关杂交水稻研究的重要现场会上，他把会议开完就匆忙往安江赶，到了医院袁隆平才得知，在他赶回的途中，母亲已经过世。60岁的袁隆平当场痛哭失声，因为与母亲永别，因为未能与母亲说上最后一句告别的话。
父母辞世均不在场，听起来袁隆平似乎薄情，但实际上，他内心有着一份强烈的爱。因为这一种爱，所以在年轻时经历了饥荒、看过了饿殍后，“让天下人吃饱饭”“让粮食增产、再增产”成为他的信念。他的研究笔记里，他的公开演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吃饭问题”。在袁隆平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科学技术问题，这是人的尊严。一个人，如果连饭都吃不上，何以谈人生？
如果说袁隆平的人生有什么事从未缺席和迟到过，那就是每一年的杂交水稻育种试验，以及每一天和稻田的“约会”。这种“我必在现场”的坚持，背后就是不断提高粮食产量的信念在支撑。而这信念几十年如一日，乃是因为爱人民、爱国家、爱民族，因为爱，所以迫切希望为他们解决最根本的问题：饭碗、粮食。
这份爱之大，让他不自觉放弃了一些亲情之爱，比如与父母最后的告别。他的爱，从来不是不够多，而是足够大，远远超出了一个家的边界。
散漫生活，偏执工作
袁隆平自我总结“自由散漫”。他的确不喜欢被约束，礼仪场合能简则简，拒绝繁文缛节。结婚前邓则第一次去他的宿舍时，眼前一片凌乱，“墙角边还丢了几双我的臭袜子”，袁隆平回忆说。
散漫的袁隆平非常热爱生活。他喜欢打麻将，打得很认真，输了会懊恼，赢了会高兴；他从年轻时就热爱音乐，爱唱歌，大学时学会拉小提琴，一拉就很久；他还擅长游泳，拿过川东区游泳第一名，甚至在嘉陵江里救起过溺水的同学。
他对生活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热情，他要让日子好玩。但就是这个散漫的、充分享受生活的人，却做出了一件极其需要偏执才能做成的事。
1964年，袁隆平开始寻找水稻雄性不育株——这是杂交水稻育种的关键基础材料。许多农作物雄性不育株有一个共同特征——花药不开裂，袁隆平决定将此作为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的突破口，按图索骥，靠人工肉眼在茫茫稻海中去寻找。他其实知道，这种后来被称为“C系统”的不育株，存在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要把它们找出来几乎就是大海捞针。
但袁隆平居然就捞到了这根针！在开始寻找后的第十四天，他找到了一株“洞庭早籼”品种的雄性不育株。过万株的水稻，袁隆平逐株检视，在随时可能被稻芒划伤的田里，蹲下去、看、记录，再蹲下去……连续14天，每天他都是天不亮就起床，草草吃饭，带上两个馒头就到稻田，一直到下午4点后才收工。
在采访时，面对这些回忆中的细节，我偶尔会想：这和那个打麻将的、唱歌的、拉小提琴的自嘲为散漫的人，是同一个吗？但很快我就有了非常确切的答案：当然是！而且这两面彼此成全：正因为袁隆平在生活里足够松弛，他才能在需要偏执的时候，把全部的专注力凝聚起来，做别人眼里不可能的事。
真正热爱一件事的人，不需要用纪律来约束。对袁隆平来说，下田和拉琴其实是同一件事：全神贯注，用心生活。
缺席儿子的成长，却是学生眼中的“父亲”
袁隆平有3个儿子，但因为忙于工作，他没有像大多数父亲那样陪伴、培养自己的孩子们。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在国际农业科学界都属于开创性的事，袁隆平作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
大儿子由袁隆平的父母带大；二儿子跟着袁隆平和邓则的时间稍多，算是三兄弟里与父亲相处最多的一个——但“最多”，也是相对而言；小儿子则是在邓则母亲的陪伴下长大，父亲于少时的他，更像一个偶尔出现的客人，他记得自己幼时经常问母亲和外婆：“爸爸呢？”得到的回答总是“种稻子去了”。以至于小儿子袁定阳小时候心里有一个“有钱爸爸”的想象，因为有钱才有很多田，有很多田所以总种不完稻子。
在儿子们的学业和工作方面，袁隆平也没有太多关注和帮助，几个孩子都是自我摸索自我成长。他的学生谢长江记得自己偶尔还要代表袁隆平处理孩子的学业事宜。“谢长江，你帮我跑一趟，我实在抽不出时间。”他总是对谢长江扔下这么一句话，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不过，另一边，他的学生们却有另一番记忆。
袁隆平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谢放鸣在毕业后先是做了袁隆平的助手，但袁隆平觉得谢放鸣潜力甚大，于是为他争取了美国的生物学奖学金名额，将他推荐到了康奈尔大学读博深造。谢放鸣后来成长为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应该说与袁隆平当年的全力托举不无关系。
类似的例子非常多，袁隆平总表现得比学生自己还爱惜他们的“羽毛”。曾经他的博士研究生吴朝晖的单位有意安排他去做行政工作，袁隆平非常着急，觉得这样很浪费吴朝晖的科研才能。在生前最后一次见到吴朝晖时，袁隆平反复说一句话：“要多搞科研，好好搞科研。”袁隆平为学生们的考虑可谓周全又细致，他甚至为吴朝晖的婚事操心，亲自为他选定结婚日子。
有时候袁隆平让人觉得，他为学生们做的远比为儿子们做的还要多。在写作过程中，我也试图去理解这件事，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和学生共享着一样东西：杂交水稻研究。他们是同路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走向同一个方向。他在学生身上，能够清晰地看见事业的延续，看见那粒种子被接过去，然后往下传承。
袁隆平把“育苗”这个词，用在了稻田里，也用在了人身上。他用自己的方式，把父亲这个角色，变成了一种传承。
袁隆平的确是矛盾的，但那些“看似矛盾”的地方，其实都源于同一种人格——把有限的生命，全部倾注在一件他认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上。
人生最高级的矛盾，是使命与亲情、自由与责任、小家与大家之间，永远无法两全的选择。袁隆平做出了他的选择，这样的选择，让他成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