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与他创办的藉书园（又作借书园），藏在《清史稿》一句干巴巴的记载里：“乃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看起来像个藏书家的小传，但我深入研究后才知道，其中包含着他“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精神内核。
周永年是山东济南人，清代乾隆年间进士，翰林院编修，领修、参修了《历城县志》等4部山东地方志，是《四库全书》的倡议人和重要编纂者，但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写下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著述《儒藏说》，并躬身入局，先后在济南、北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
周永年在《儒藏说》中直指传统私家藏书楼的弊端：“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私家藏书大多仅供子孙阅读，严禁对外借阅，最后往往遭遇火灾或兵燹，藏书楼成了“藏书冢”，限制了书籍的传播。周永年明确提出书籍、知识应当突破个体、家族的限制，在公共空间进行流通。这种理念为交流型阅读提供了思想基础，把借书、共读从个人善举上升为文化传承的必要路径。周永年所创藉书园，“藉”即“借”的通假，从命名就明确了开放共享的属性：
一是开放借阅。济南藉书园建成后，“藏书万卷，贫士好学者，辄借与之”；北京藉书园藏书十万卷，是京师士人重要的借阅场所，孔继涵、丁杰、周广业、玉栋等学者都曾在此借书，周永年离京时，“借书归满车”，收回的外借图书有一车之多。他还作《藉书园书目》让大家互通有无，刻下大量书版让典籍广泛流传，又呼吁望族捐书籍、朝廷设义田，设立“儒藏”供养寒门学子借书、读书。
二是公共交流。藉书园不只是藏书楼，更是读书人聚谈的场所。济南藉书园是周永年与好友桂馥“出两家所藏书”，在五龙潭畔共同创办。周永年进京编纂《四库全书》后，桂馥又继续于此开辟潭西精舍，组织同人消夏会，本土名士、寓济文人在此聚谈；周永年则在北京寓所继续挂牌藉书园，常有学者往来校书、论学，邵晋涵、翁方纲、章学诚等硕儒学人也常在此交流学术，形成了稳定的学术社交场域。
此外，周永年还从历代前贤的56种书目中，选辑出327条读书法，编成《先正读书诀》，分享、传播读书经验。他试图搭建的，是一个超越阶层、跨越地域的知识共享网络。可惜的是，他去世后济南藉书园时断时续，十万卷藏书也逐渐散佚，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种子，却深埋在了济南的土里。
5年前，当我决定在济南开一家叫“藉书园”的书店时，心里其实有点忐忑。在这个短视频切割注意力的时代，开书店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悲壮的行为，至少不合时宜。最初两年，我们也走过弯路，盯着书的销量，看着库存发愁。虽然坚持开了120多期名家讲座、读书会，但这种单向输出的“填鸭式”讲座经常冷场，难以持续。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店里几个年轻读者围绕一个版本的《道德经》争论不休，原来他们不是在看书，而是在用书里的观点拆解现实生活中的难题。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周永年当年想要的不是书被供奉，而是书被使用。今天，书不再是稀缺资源，稀缺的是那种能让知识发生“化学反应”的场景。
于是，我把藉书园拆成了两半。白天，它是“科技日咖”。从2024年3月开始，我们每周举办1到3场人工智能沙龙。来的不仅有程序员、产品经理、创业者，还有更多关心未来前景的普通人。大家喝着咖啡，聊的是怎么用新技术改变手头的工作。晚上，它变成了“学术酒吧”，这听起来是个噱头，但当你看到一位教授讲完文化史观，台下的律师、医生、媒体人纷纷站起来提问或补充，把一个问题从文化谈到法律、伦理、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甚至聊到量子物理时，你会发现，这已经成了一个思想共鸣的知识生产现场。
举办了300多场活动后，今年4月，《读库》济南读友会也在我们这里成立，首晚来了20多人，有医界骨干、高校老师、国企职员、科创极客和新媒体人。没有PPT，没有主席台，大家围坐一圈，从免疫学、医学史聊到家庭情感、社会伦理。那一刻，灯光昏黄，聊兴正浓，我仿佛看到了200多年前周永年和他的朋友们在藉书园的影子。我们不再是为了占有书而读书，我们是为了彼此交流、创新成长而读书。
现在，如果有人再问我“为什么要开书店”，我会告诉他，就像周永年当年坚信的那样，书只有被更多的人读到，并且在人群中引发讨论，它才算真正存在过。藉书园书店不靠卖书赚钱，靠的是提供获取共同知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无论你是来自大学的教授还是餐馆的服务员，无论你读的是古籍还是最新的科技论文，只要你愿意开口，就能找到对话的人。
周永年没能保住他那十万卷藏书，藉书园早已湮灭在历史中。但他留下的那个念头——“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却借着一杯咖啡、一盏清茶，在这些陌生的读者间流转。每当深夜打烊，我看着空荡荡的书架和散落的杯盏，心里并不荒凉。因为我知道，刚才发生的那些对话，已经把纸面上的文字，变成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共同知识。这大概就是对那位中国公共图书馆先驱最好的致敬：书可能会散，但只要人还在聚，那个藉书园的魂，就丢不了。
（作者为山东济南藉书园书店主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