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这是展陈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之重器利簋上的铭文，意思是“甲子日黎明，岁星正当其位，周武王伐商，一举克敌。”这段文字让《史记》里“甲子日，纣兵败”的记载，终于在实物中得到印证。

　　出土于1976年的利簋，就像是一位来自3000多年前的“时间证人”，让长时期对武王征商具体时间的研究进一步明晰。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甲子，是中国传统干支纪日体系的第一天，象征新周期的开始。甲子日灭商，应是表达“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政治理想。

　　可见，从天文来审视古代遗存，是一个十分奇妙的视角，既可以更好地呈现历史，又能展现“器”后之“道”。日前，在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的利簋篇中，我展示了一幅手绘星图，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好奇。透过这幅星图，大家看见了3000多年前周武王征商时的天象。3000多年斗转星移。现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通过生动解读，让利簋上铭文的含义，以及铭文中的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如果我们懂得了古代先贤的宇宙观，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比如，我们的祖先观象授时，不仅为农耕计，更萌生了“信”的思想。古人说“至信如时”，最大的“信”就是时间，用“信”修养自身，就产生了中华文明重要的道德思想。又比如，古代中国的城市重视中轴线，源于先民“立竿见影”定东西、划南北，以时间规划空间，这样的规整的对称观和秩序感，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致力于天文考古学研究。与传统考古类似，天文考古也是利用古人留下的实物来呈现历史。但是，人类的历史包括物质文化的历史和精神文化的历史。传统考古学重在研究物质文化的历史，天文考古学则补充其不足，主要目的是了解古代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宗教观念、祭祀观念、典章制度等。两者结合，了解到的历史就更加完整和丰满。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是距今6500多年的遗存，如果不把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就会产生诸多疑问。综合研究后，谜团一一解开，这个遗存揭示了早期天文星象体系，拥有丰富的天文内涵，表现了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乃至哲学观念。

　　既抬头仰望“天空”，又埋首脚下“大地”。天文考古必须鉴别考古发掘出来的和天文有关的考古材料，综合多学科知识来得出结论。让当下人不仅了解古人是如何生活的，更可以探索古人是如何思考的，知晓时间观、阴阳观、价值观、文化观。如今，考古热日益升温，我觉得更深层来说是传统文化热，许多人期待看到传统历史学、传统考古学不能或很难揭示的那些中华文化的知识和思想。于是天文考古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从而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文明、道路、制度。宇宙观强调的是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个意义出发去看当代中国，新时代的改革实践凸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变革和开放精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蕴含“自强日新”“道法自然”的智慧等等，都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

　　所以，当我们凝视包括利簋在内的文物时，不只是欣赏一件件国宝，更是与先民仰望同一片“天空”，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知所从来，方明所往，何其有幸，今天的我们依然沿着这条文明的来路，继续开拓前行，书写新的篇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报记者郑海鸥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