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创作，往往始于某种无法回避的现实触动。对创作者而言，现实主义不仅意味着对生活保持敏感，更意味着对现实承担责任。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只是映照现实，也应推动公众认知，回应社会关切，在现实中留下回声。从直面家庭暴力问题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到聚焦孤独症群体的电影《海洋天堂》，我都努力秉承这一创作理念。《危险关系》的创作，也源于一起真实案件带来的震动。

　　2019年，“北大女生包丽案”引发广泛关注。一个年轻生命在亲密关系中承受持续伤害而陨落，让我开始正视到一种长期隐匿却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以情感为外衣的精神操控与心理虐待。它不留下外部痕迹，却在日复一日中侵蚀人的自我认知与判断能力，甚至将人推向极端。作为一名母亲，我难以忽视那些细节带来的冲击。

　　2020年，我们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长达8个多月的采访调研。首先从个案入手，倾听受害者的真实经历。有人长期陷入焦虑、失眠和自我否定，也有人在多年后仍难以重建信任。痛苦并不总以激烈的方式呈现，而是化为沉默、犹疑和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越接近真实个体，这类伤害的隐蔽性与持续性就越清晰。

　　与此同时，我们深入调研了这类行为的运作方式和传播链条。原本指提升社交能力的技巧，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异化，甚至被包装成“情感咨询”和“个人成长”。更令人警惕的是，这种模式还被部分非法机构利用，演变为新型诈骗形式。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加强治理，社会警惕性也在不断提升，但类似风险并未完全消失。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一问题的迷惑性、严重性和紧迫性。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还与包括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内的专家、专业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他们的研究和实践，为我们理解这一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帮助我们在创作中尽可能做到准确、克制。可以说，调研从根本上塑造了这部作品的价值立场和表达方式。

　　在《危险关系》的创作中，我们始终坚持几个原则：一是不回避现实矛盾，但也不猎奇地放大伤害；二是不美化操控者，也不简单地标签化受害者；三是不把人物处理成单一符号，而是努力呈现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环境和心理成因。电视剧写罗梁、夏燚，是为了揭示其控制欲背后的空虚与扭曲；写颜聆、李长宁等女性角色，是为了呈现她们在困境中的觉醒和反抗；写李志恒、汪昊颖等执法者形象，是希望回应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在这一领域中的努力。从一张模糊的人物表到一部完整的剧本，从选题论证到实际拍摄，其间经历了反复推敲、多次修改，创作本身就是不断靠近真实、不断校准表达的过程。

　　让这部作品得以完成，源于一个朴素的信念：面对这种隐秘却持续的伤害，艺术不应当只是旁观，还应努力提供某种“走向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危险关系》不仅能提高公众对有害关系的识别能力，也能让身处困境的人看到被理解与被帮助的路径。

　　2025年底，包丽案相关事实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反家暴典型案例发布。这意味着这类曾经难以言说的伤害，正逐步进入更清晰的公共表达与法治框架。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种持续的推进——社会在进步，法治在完善，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用行动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安全。

　　现实主义创作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直面现实，也守望更好的未来。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电视剧《危险关系》编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