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也是早春三月的一天，天气已透着些许暖意。

　　邓苏生坐着轮椅，从北京辗转来到赣州找我。阳光下，轮椅的金属轮圈转动着，折射出刺目的光。

　　这位老人远行至此，只为一个心愿。

　　其时，他的残疾已相当严重，多年来几乎不再远行。这一次来找我，也是在病榻上反复思量后作出的决定。80多岁的他，因一次摔倒骨折住院半年，其间，他忽感生命如风中之烛，已无暇再等待。

　　邓苏生说，此行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的“八个父母”。后来，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一份“授权委托书”，请我替他记录“八个父母”的故事。

　　“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我爸爸妈妈的一些故事，会永远消失。”他停了停，又补了一句，“那我就对不起他们，对不起党，也对不起自己。”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要“抢救”的，不只是记忆，更是沉甸甸的岁月，是一段历史的温度。

　　邓苏生的“爸爸妈妈”，是党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与这八位父母之间的故事，不仅离奇，而且近乎独一无二。现在，这个真实的人物，就坐在我面前的轮椅上。他的故事埋在岁月深处，等待拂去尘埃。

　　时光回到上世纪30年代。长征前夕，林伯渠、范乐春把刚出生14天的儿子，与战友邓子恢出生仅3天的儿子，一同寄养在江西会昌县城的堂兄范美宏、堂嫂郭发仔家。郭发仔没有生育，也没有奶水，可她收下了两个红军娃。每天，她一边卖米果，一边推着两个孩子讨奶。两个孩子喝着百家奶成长。

　　不久，国民党军占领会昌，白色恐怖弥漫。告发红军可获赏金，那意味着，城中每一个人都可能因揭发而得利。可成千上万人都选择了沉默。他们共同守住一个秘密——两个红军娃。

　　为分散风险，两个孩子被分别安置。一个留在郭发仔身边，另一个被一位乳娘带往乡村。那乳娘也是红军的妻子，丈夫牺牲后又嫁一名排工。谁知排工染上赌博恶习，一次赌输竟偷偷将孩子卖掉。此后孩子几次被转卖，流落到洛口乡农户赖肇枝、李满姑家，被他们收养。

　　新中国成立之初，第四野战军第二政委邓子恢致信赣南军管会，请求帮助寻找15年前寄养的两个孩子。一周后，人们辗转山乡，终于在洛口乡找到因小儿麻痹症致残10年的赖平亚。

　　残疾的赖平亚，正是如今坐在轮椅上的邓苏生。

　　10多年后再见，郭发仔远远看邓苏生走来，心头猛地一震。他行走的姿势异常艰难——左掌撑住左膝，右臂用力向侧方一划，借着那股力道，整个人向前跃出一步。一步，一跃，仿佛在与命运较劲。

　　郭发仔心如刀绞。邓苏生原本是堂妹范乐春的亲生骨肉，自己竟在无意间将他错送他人。

　　这个一生以卖米果为生的米果娭，做出了一个荒谬的决定——把那个没有残疾的孩子还给堂妹。一念之间，再次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命运轨迹。

　　两个红军娃终于被找回，却阴差阳错地“掉了包”。

　　邓苏生在邓子恢、陈兰身边生活了4年。后来被多位老红军认出端倪，才被甄别。于是，两个孩子各回各家，各自多了一个家，多了两位爸爸妈妈。

　　两位共和国的元勋对着两个少年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谁家的娃娃都一样。住林家，住邓家，都一样。今后姓什么，改不改名，由你们自己决定。叫爸爸，叫伯伯，我们都愿意。但有一条要讲清楚——生你们的是父母，养你们的是苏区的养父母，是苏区人民。15年的养育之恩，你们要终生报答。

　　这不是简单的家事交代，而是一堂关于血缘、恩义与人民的课。这些话像一粒种子，深深扎进二人心里。此后的人生，皆以此为准绳。

　　两个在苦难中长大的红军娃，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的名校。他们没有被苦难压垮，反而在苦难中成才。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邓瑞生，本可在首都安稳地工作，却在父亲支持下南迁至湖南湘潭的一家企业，作为一名普通工程师工作到退休。不是一阵子的支援，而是一辈子的坚守。他常年给会昌孤老的养母寄去生活费。养育之恩从未因身份改变而减轻半分。

　　邓苏生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本也可留在首都，却在父母支持下主动申请回赣南工作，在法院基层科室一干30年。他与乡村人民公社社员刘发妹成婚。妻子和女儿都在一家小企业做工人。他把那句“15年的养育之恩，你们要终生报答”一笔一画写进了自己的人生，数十年赡养乡村的爸爸妈妈，为他们养老送终。

　　北京—赣州—会昌，我们立刻开始抢救式采访，脚步一直没有停歇。

　　邓苏生用3年多时间，把“八个父母”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又一遍。病痛煎熬中，又反复修改《两个红军娃和他们的乳娘》初稿。

　　前年底，91岁的他打来一个电话：“八个父母”与我的故事讲完了，我安心了。几天后，隔着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玻璃，他微笑着向我摆了摆手表示感谢。我也摆了摆手，向他表示感谢。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八个父母”，是邓苏生一生独特的苦难和财富，也是他一生难以放下却终于放下的心结。

　　当年喝百家奶长大的孩子，一直没有忘记这片红色土地和土地上人民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