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94岁的胡继高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他是中国文物保护领域的先行者，为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继高早年求学于江苏省丹阳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和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参加工作，后来参加了1952年的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培训结束后被分配在华东文物工作队、江苏省博物馆工作。1956年至1962年受国家委派赴波兰留学，获哥白尼大学文物保护专业硕士学位。回国后，他被委以重任，主持和参与了众多重要文物保护项目。

　　1978年，他与敦煌研究院一起完成的敦煌石窟壁画修复、高句丽墓葬壁画修复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竹木漆器脱水修复技术等3个项目同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轰动一时。1986年敦煌莫高窟龟裂起甲壁画的修复技术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同年，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帛画揭裱技术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他主持的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战国竹席脱水加固、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木编钟脱水试验、山东长清灵岩寺宋代彩塑罗汉像修复等50多个科研项目中，先后有12项成为国内首创科技成果，5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是2003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了一大批金银器、漆器和纺织品等珍贵文物。胡先生当时虽年过古稀，仍坚持在第一线，全程参与并进行指导。我作为年轻一辈有幸参与了吐尔基山出土漆器的保护修复，得以在现场向胡先生学习文物保护修复的精髓。时至今日，那段日子仍然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经历之一。

　　胡先生向我讲述了自己修复漆器文物的经历。他反复叮嘱说：“文物保护修复是科技活儿，也是艺术活儿，需要多实践、多琢磨、多思考。”

　　胡先生安排我整理辽墓出土的一件漆盒。这个漆盒很完整，上面还有各种花鸟造型的银片饰品，其中有些银饰品掉落或变形了。胡先生让我和赵桂芳老师把那些银片按之前的位置粘回去，变形的能整形就整形，不能整形的就加固。这些银片又薄又小，还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碎裂，有些直接粘上之后，因为中间是空的，并不牢固，所以我一点一点用胶把虚空的地方填满了。他指着一片小小的、被粘好的弯折银片表扬了我：“修复没有一定之规，只要材料选好了，工艺总是跟着材料来的。”

　　这个漆盒做完，胡先生又拿了件金银平脱扇形漆盒给我。器物盒盖和盒底的木胎均严重糟朽，部分漆膜破裂，金银饰品已经全部脱落，看起来完全无法着手。他笑着说：“再复杂的东西也不用怕，保护和修复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拿到一件文物，不要着急动手，先弄清它的年代、制作工艺、材料。比如漆器制胎有很多种材料，你手上这件是木胎，是什么木？有什么性质？现在是什么状态，干的、半干的还是饱水的？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问题。哪些是有成熟办法的，哪些还需要研究，作为文物修复人员必须有自己的判断。”胡先生的循循善诱让我慢慢从混沌中理清了头绪，好像有了主心骨一般。

　　胡先生对文物保护理念的理解和实践，与我们今天谈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一致的。他通过自己的实践，生动阐释了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要求和做法。他经常强调：文物保护是实践性学科，我们不应当总是谈论高高在上的理论，我们的研究来自于实践，最终也还是要回到实践中去，做到远远比说到重要得多，也难得多。

　　每当我面对文物保护修复挑战时，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胡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也让我明白了“身教胜于言传”的深刻含义。正是因为这份对职业无比纯粹的热爱和执着，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被更好地传承与保护。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