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在岭南度过约7年时光。彼时，岭南被视为蛮瘴之所，苏轼被贬至此，大抵是人生的至暗时刻。然而，正是在这7年，苏轼的思想精神转入更为广阔的世界，泊然无所芥蒂，此间心境，值得后人一读再读。

　　苏轼的文字给人最直观的印象，莫过于他总是心怀热情，从朴素的生活中挖掘出诗意和乐趣。在苏轼眼中，惠州风物宜人，漠漠江云、潇潇海雨中，桂花香气遇水成滴盈盈欲坠，新鲜的荔枝像小火球一样挂在枝头，橙黄的柑实、朱红的橘子、紫红的杨梅，岁岁都是好收成，且价格极廉……身为老饕，苏轼自然要一饱口福。岭南的荔枝果然清甜可口，他又辗转购得羊脊骨，点以薄酒粒盐，烤至微焦，剔食佐酒，乐此不疲。白鹤峰上的小房子盖好了，终于能披散头发，躺在小藤床上，宽心睡上几觉。哪管窗外春日迟迟，先生犹在梦中。

　　这一幕幕剪影，固然源于苏轼那自适的天性、诗人的敏锐，可也确为自觉的智慧。苏轼是很清醒的，“一生忧患，常倍他人”，把生命的热情燃烧在此刻也就不失为良方。正如寓居惠州嘉祐寺时，苏轼常往松风亭散步，可年近花甲之人，早过了牵黄擎苍、立马射虎的年纪，有时脚软筋疲，望着不远处的亭宇，不知如何走到。一日，苏轼忽然想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于是坐下歇了歇脚，掉头回家，自觉如钩上的鱼儿，忽得解脱。

　　苏轼还有一种能力，就是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很快和当地人交上朋友。弟弟苏辙说他是“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初抵惠州，当地官民父老同情他的遭遇，欢迎他的到来，让他倍感亲切释然。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这里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已然计划终老于斯。很快，惠州的詹范、博罗的林抃、广州的王古，一个个成为他的新朋友。苏轼还热心公益，向惠州贫病的百姓发放药物，建议广州官府从白云山用竹管向城中引水，改善百姓的饮水状况。他多才多艺，待人温和，同理心丰富，又不存身份之见，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贩夫走卒，都常常倾倒于他的魅力。成为苏轼的朋友，大概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吧。

　　正是朋友们的相助，苏轼度过了最艰难困窘的时刻。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责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初到海南，资用匮乏，正所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当地士人的帮助下，他在城外买了一小块地，又是当地人帮着“运甓畚土”，几间小屋子得以盖成。饮水食芋，总算在儋州安定下来。

　　上元节，他与当地朋友约好一起夜游城厢。月华如水，他也许穿戴的正是黎族老人的样子。他们进入西城，穿过僧舍，走过街巷，一路欢歌笑语，肉铺酒肆热闹异常。回来时夜交三鼓，他早已熟门熟路，身世两忘。海南三年，离开时，他说自己应该本就是海南人，只是碰巧在蜀地出生。心理学认为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以让人避免抑郁，估计苏轼会很欣赏这种说法。

　　读苏轼这个时期的诗文，很难不被他精神世界的圆转无碍打动。宋人常说子瞻好辩，其实最难的还是开解自己。早年谪居黄州时，苏轼常常思念家乡眉州，他就想长江水中有一半是峨眉山的雪水，自己饮食沐浴都取此水，和身处故乡也就没有太大差别。登岛前，苏轼已与家人诀别，天涯海角，这回连山与水的精神联系都无法攀借了。周遭海天无际，故乡渺不可见，看来是很难回去了。

　　但苏轼到底是苏轼，心情慢慢就转过来了。他想到天地被积水包围，九州在一片大瀛海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生灵有谁不生活在岛上？那么身处海南或回故乡又有何区别？如此，再大的困境也变成了风景。

　　岭海七年，襟怀磊落的他早已心地光明，不再囿于往事，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未来，放在事物美好的一面。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遂得北归，后再次来到大庾岭。度岭时，当地最引以为盛的梅花已过花期，他遂赋诗《赠岭上梅》：“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梅花飘尽，就连梅子青涩适于煮酒的时节也已经过去。那么多美好的时刻，多少来往行人都曾拥有，唯独自己全部错过。这也许是令人悲伤的，但苏轼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面，总有美好的事情可以期待：梅花落了，还可以有青梅煮酒。青梅季也过了，那就静待细雨把甘甜压进果实，看黄梅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