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信念鞭策着人们，勇敢面对未知的前途。’”7月4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时，引用了泰戈尔的名言。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引用泰戈尔游览西湖时写下的诗句：“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飘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他高傲地不动。”

　　今年是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10周年。泰戈尔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等诗集在国内耳熟能详，“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等诗句更是家喻户晓。

　　以歌赋美  以诗寄情

　　1913年12月，英国《图书月刊》评出的“最佳图书”名单中只有一部诗集——《吉檀迦利》，这是泰戈尔的首部英语诗集。在为《吉檀迦利》作序时，爱尔兰诗人叶芝将泰戈尔描绘成一位神秘安详的东方哲人，认为其诗歌丰富而朴素，“展现了一个我一生梦寐以求的世界”。1912年出版后，《吉檀迦利》即蜚声西方文坛。1913年11月，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亚洲作家。

　　“吉檀迦利”来自孟加拉语，“吉檀”是“歌”的音译，“迦利”是“献”的音译，“吉檀迦利”即为“献歌”之意。诗集共收录103首诗歌，首尾相衔，一唱三叹，韵律优美。这些诗歌用语简洁质朴，情感饱满真挚，意象丰富多变，工作与爱情、童真与永恒、自然与宇宙，万事万物，皆可入诗。

　　除诗歌外，泰戈尔还著有13部中长篇小说、100多部短篇小说、60多部剧本，以及大量画作和歌曲。虽涉猎文学体裁颇多，泰戈尔最珍视和喜爱的依然是诗。他曾在不同作品中多次表示，“我只是一个诗人”。在诗人眼中，“我们内心收集的欢乐，想表现时，就成为创作”；当我们以一种积极的、创造的、美的眼光融入世界，“旧的言语刚在舌尖死去，新的音乐又从心上迸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泰戈尔的诗作弥漫着清新、恬淡、静谧的氛围，但他并不远离现实，凌空蹈虚。他认为诗歌和艺术中“决定性的真实是人的真实”，人类认识“美”和“真实”的最佳机遇是通过社会生活，而真理“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在追寻美与真实的过程中，泰戈尔强调“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人”，才能实现“美”。因此，他写道，“田野上农民在耕地，工人在织布，渔民在撒网捕鱼——他们从事广泛、繁复的劳动，世界依赖他们向前迈进”“人类生命受到祝福值得称赞”。他肯定人的价值，强调重视个体作用，“我应当自己发扬光大，四周放射”“你我组成的伟丽的行列，布满了天空”。泰戈尔对人类和世界充满了爱，他说，“我一生/用全部身心/执著地热爱/田野的光影。我的爱/饱含无垠的赤热的希望，把自己的语言/撒在无限的蓝天”“满怀热望而来，留下博爱而归”……对人的肯定与关怀、对美的追求和赞颂以及真挚的博爱精神洋溢字里行间，令泰戈尔的诗作至今仍为世界各国读者喜爱。

　　热爱中国  视如故乡

　　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图书馆里，珍藏着一本由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翻译的《汉诗一百七十首》，书页留有泰戈尔的亲笔注解。自幼，诗人便对中国怀有好感。1898年，他在一篇散文中阐述了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认识与喜爱。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热爱世界，中国人“抱着坚决执著的态度爱这个世界，爱你们周围的物质的东西，这是真的；但你们并不把自己的占有物用排斥、垄断的围墙包围起来”。他还盛赞中国艺术“伟大与瑰丽”，从中可以看到事物的内在灵魂。

　　泰戈尔尤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曾说“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他熟读《道德经》，对老子有着深入研究。1930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泰戈尔多次引用《道德经》，如“殁身不殆”“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等，他认为其中蕴含着生命如何臻于和谐的智慧，以及如何在修身立己方面具有无言的优雅。

　　中国古代诗人里，泰戈尔尤爱李白。在他心中，李白是一位现代诗人，因为“现代”意味着永远充满热爱，热情看待世界并获得超然的快乐。他说：“中国诗人李白创作的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他仍不失为现代诗人。”无论是“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还是“渌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都是泰戈尔心目中优美的“现代诗”。他十分喜爱李白的《长干行》：“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诗的内容道似寻常，然而其中情感自然、情味充沛，具有超越时空的感染力。

　　不懂中文，是诗人曾经多次表达的遗憾。现场欣赏梅兰芳表演的京剧《洛神》后，泰戈尔对其表演艺术赞叹不已，用毛笔以孟加拉语题诗一首赠给对方：“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飘渺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全诗情感浪漫，言辞真挚，表达了《洛神》给诗人带来的心灵审美享受，也比喻性道出他因语言障碍难以完全理解人物复杂内心、无法充分领悟京剧艺术真谛的遗憾心情。

　　延续友谊  中印使者

　　1924年，泰戈尔搭乘的客轮在上海汇山码头缓缓靠岸，码头上挤满前来欢迎的中国文艺界人士。这是泰戈尔期待已久的首次访华之旅。

　　徐志摩担任泰戈尔此行的翻译，亦是他在中国的“忘年交”。1923年，徐志摩成立文学社团新月社，名称正是受《新月集》启发。在杭州期间，徐志摩陪泰戈尔游览西湖山水，二人吟诗、论诗、写诗，其乐无穷。泰戈尔回国后，两人保持书信来往，惺惺相惜。徐志摩在信中称泰戈尔为“大哥”，泰戈尔则精心为徐志摩取选了一个优美的孟加拉语名字“素思玛”，意为雅士。2010年，中印建交60年之际，印度赠送的泰戈尔铜像就被安放在位于上海的徐志摩故居附近，以纪念两人间的深厚友谊。

　　此次访华于北京停留期间，恰逢泰戈尔的生日。新月社同仁在当晚演出了泰戈尔创作的戏剧《齐德拉》，梁启超则在祝寿会上将“竺震旦”这个中国名字赠予泰戈尔。“竺”即“天竺”，是印度的别称，“震旦”则是印度古代对中国的别称。泰戈尔对这个名字十分喜爱，1941年，他重病缠身时在病榻上深情回忆：“我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我深深地体会到，哪里有朋友，哪里就有新生。”

　　1937年，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学院落成典礼选于孟加拉历新年举行。在典礼上，泰戈尔作了长篇演讲《中国和印度》，回溯了中印两国间的友谊交往与文化往来。此后，中国学院成为中印之间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多位中国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创作，例如画家徐悲鸿曾在此创作泰戈尔和甘地的肖像，以及《愚公移山》等作品；文学家和翻译家金克木也曾在此访学。

　　2021年5月，“纪念泰戈尔诞辰160周年”诗歌吟诵会于线上举行，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与印度新德里泰戈尔国际学校的师生们通过泰戈尔的诗歌传递友谊与关爱。

　　在印度，泰戈尔数次忆起他在长江之上所见美景：清晨的江上白帆点点，一艘艘木船在江面扬帆疾驶，一幅生命自由运动的壮丽画卷油然而生。他在这幅画卷中感受到生命的活力，进入广阔的人类世界。终其一生，泰戈尔对中国怀有深厚情谊，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延续中印友谊的使者；中国读者对泰戈尔的热爱，令诗人的文学生命持续焕发光彩，也赋予了诗人所渴望的理解与爱。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