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00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认知。同时，关于不同时期的文明发展历程还有许多谜题等待破解，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征还有待深入研究。

　　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般被称为中国早期文明阶段。这个时间阶段大致与五帝时代相当，司马迁所著《史记》就是从这个时期写起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这个时期正处于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国家形成发展的路径及其性质，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特质和基本社会形态的特征。深入研究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特征，不仅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对我国古代文明理论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在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年前后，我国黄、淮、江、汉等广大地区逐渐形成可以按地区划分的几个文化类型，包括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下游的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和小珠山文化、西南地区的宝墩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华南各地方文化，等等。尽管这些文化各有渊源、各具特色，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广泛联系，并且由于相互影响，各地方文化或多或少存在着共同特征。这种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无疑为以后夏商周三代广域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其中，中原文化因其区位优势，较其他几个文化对四周具有较强吸引力，因而有学者把这一阶段文明的特征形容为“重瓣花朵式”格局，中原文化是整朵花瓣的“花心”。从夏商周三代均定都中原的史实来看，这种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

　　作为中国早期文明阶段，这个时期呈现出“众邦林立”的格局。所谓“邦”，是在氏族部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平等的氏族组织。研究表明，国家是从氏族社会发展来的。这个时期，随着“众邦”的出现、发展、相互联系，国家逐渐形成。夏朝就产生于中国早期文明阶段的后期，地点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古人所称的“河济之间”。根据文献记载，大禹领导民众开挖沟洫，疏浚古河济一带的河道，治理好因地势低洼造成的水涝灾害。正是治水的功绩让大禹获得河济一带民众的拥戴，居住在此地的“众邦”也被纳入夏朝的统治范围。这些历史均可与相关考古发掘及具体地理环境相印证。这个时期相较古代希腊迈锡尼文明早了数百年，却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古代希腊迈锡尼各城邦都已进入奴隶制时期，强迫奴隶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宫廷非生产性劳动；而在中国早期文明阶段，文献中少有关于使用奴隶的记载，战争亦非为掠夺奴隶而发动，农业劳动更是由普通民众承担。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早期文明阶段取得的一些比较耀眼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就上切入研究。比如，古人把五帝时期的一些发明创造归于黄帝名下，如称“黄帝见百物，始穿井”“黄帝乐曰咸池”“黄帝造火食旃冕”等。黄帝麾下的大臣也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羲和作占日，伶伦作律吕，大桡作甲子，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契，还有黄帝的夫人嫘祖发明了养蚕，等等。这些发明创造绝大多数是有迹可循的，它们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性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