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文明发展的脉络，启示未来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指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中国社会学以探究社会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反映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研究目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以历史思维推进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今天的世界是从昨天的世界发展而来的。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任何社会现象或社会结构都具有历史关联性，都不是独立的、游离于时空的存在。因此，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历史思维推进中国社会学发展。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指出“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历史与现实，从理论上、宏观上对新发展理念进行深入阐释，指出“新发展理念包含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新知识、新经验、新信息、新要求”。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比较当中深刻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的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指出“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我国正处于政治最稳定、经济最繁荣、创新最活跃的时期，党的坚强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现重大突破，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应用研究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为我们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创造了有利条件”；等等。这为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发现历史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引。
当前，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之相适应，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行为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急需社会学者坚持大历史观，将这一系列变化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分析研究。从方法论角度看，就是要坚定历史自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史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总结社会运行总体规律，为整合社会意识、推动社会和谐有序运行提供学理支撑。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学概念的产生有其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一些概念并不适合用来分析和解释我国社会现象，如果不加辨别地拿来使用，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中国社会学要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运用科学方法探索解决中华民族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中面临的矛盾与挑战，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提炼出具有学术主体性的社会学表达，以优秀研究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支撑，向世界传递“中国之治”的社会学密码。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也是文化自信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学者就认识到，中国社会学一定要“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他们没有囿于西方理论的窠臼，而是坚持“从实求知”“实事求是”，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特质、探寻社会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者坚持这条学术路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扎扎实实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社情，为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推动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既要通过更好认识中国文化来更好认识世界，又要通过更好认识其他国家文化来更好认识中国。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西方一些国家的现状已然证明，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实践具有局限性。我国社会学者应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国国情，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坚信，从中国土壤中必定能够生长出正确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发展起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科学回答的中国学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社会学者要有所作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学一直努力以学术服务人民。老一辈社会学者把“志在富民”作为研究宗旨，走向农村、走向基层、走向群众，在“行行重行行”中研究和思考如何让广大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学为人民服务的生动体现。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时代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与新要求。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研究导向，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始终以社会重大问题牵引理论创新，将研究扎根于人民之中，大力发展面向人民的社会学。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加强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健康、养老、扶贫等有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学研究，提出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政策建议，不断创新社会学理论体系；聚焦人民实践创造，深入基层、深入社区，围绕保持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不断总结广大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贡献智慧；推动共享发展成果，加强对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差距等问题的研究，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