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汉语研究和翻译，我入门不算早，真正系统学习并开始研究时已经42岁。从孩提时起，我就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充满兴趣，但那时，汉语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奇特的文字。在巴黎上学时，我有机会阅读有关中国的法语著作，感受到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博大精深，这让我下定决心学习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就这样，我开始研读中国古典名著，继而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之路。

　　从一开始，我就将中文视为凝聚人类文明和思想精华的载体，而不仅仅是语言工具，它充满哲理和智慧。在我看来，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古代经典以自己的方式深入探讨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其中蕴藏着人类最为精妙且核心的文明成果，理应被全世界更多读者了解、学习和分享。

　　学习汉语5年后，我开始尝试用希腊语翻译“四书”，这4本书凝聚着儒家的核心思想。“四书”的翻译是一个极其漫长且艰难的过程，仅仅是翻译和校正《中庸》一书，我就足足花了7年时间。但令我欣慰的是，翻译工作最终顺利完成，译本在希腊读者中获得关注和喜爱。

　　对于一个距离中国山高水远的希腊人而言，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学绝非易事，用希腊语呈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是一项巨大挑战。从东方语言到西方语言的翻译转换，远比两种欧洲语言之间的转换复杂，东方、西方语言之间传递的意义和情感往往差异很大，古代汉语里汉字的多重语法和古文句式时常让翻译工作举步维艰。

　　希腊语是西方世界观的基础，许多主要哲学概念都源自其中，我认为中国古代汉语之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是如此。因此，向希腊读者介绍中国古代哲学必须先弄懂、阐明字义、词义，这需要翻阅大量资料，充分理解含义后再字斟句酌，准确表达。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我试图将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的论述相对照，用希腊读者耳熟能详的理论对《论语》中异曲同工的哲学思想进行阐释。例如，对于“中庸”一词的深层含义介绍，我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避免夸大或稀缺，并寻求中间”的中道观，以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选择位于这样一些‘极端’之间的中道生活，竭力避免在各个方面过度”予以诠释，让希腊读者可以更为顺畅地阅读和理解。

　　我一直相信，通过研究构成中国文明核心价值的古代经典著述，可以为世人呈现与众不同的思考。在翻译中国道家重要典籍《列子》的过程中，我发现道家思想对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诸多启迪。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迅速发展，自然环境却日趋恶化。我认为，中国先贤的远见卓识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解决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的严重影响，已不能简单地依靠技术手段，而应如道家典籍中所言，“自然无为，天人合一”。只有人类学会尊重自然，问题方能迎刃而解。

　　眼下，我正努力将《庄子》翻译成希腊文。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思想中跨越时空的深远价值，对于当今人类应对全球问题有着积极意义。通过我的翻译，将这些重要思想和启示让更多人了解，对我来说既是乐趣也是荣耀，给予我极大动力。我已不再年轻，但中国文学翻译之路我还会勇往直前地走下去。

　　索提里斯·查理克亚斯，1947年生，希腊翻译家。1989年，他进入布鲁塞尔汉语学校学习汉语，从此走上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之路，并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列子》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以及中国现代和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集。2019年，查理克亚斯荣获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