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和个人都有收集和传播社会信息的需求，就国家来说，收集信息有官方固定的机构与官员，还有民间百姓的上书，这些信息是了解地方社会的情况并进行政治决策的依据。同时，国家还要向民间传播大量的信息，这种信息传播实际上是政治宣传和法制宣传，是官民之间信息沟通的主要途径。粉壁、榜文、牌匾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体，是国家信息传播制度的延伸。另外，对于个人来说，同样有收集和传播社会信息的需要。除了通过国家政治和司法宣传收集国家主流信息以外，元代士人还通过书信、社会网络收集和传播信息。
【关键词】元代 信息 粉壁 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但社会信息的传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时特有的信息传播媒体如粉壁、榜文、书信等，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保证。社会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对于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权来说，是国家治理得以正常进行的重要条件；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信息是他们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本文以元朝为例，考察这一时期官方和民间信息收集与传播的情况。
元代官方对信息的收集与传播
中国古代国家政权都有收集与传播社会信息的职能，搜集信息的目的是了解国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作为制定统治政策和开展国家治理的根据。国家政权还具有传播社会信息的职能，国家的统治政策、政令、法令、禁令等信息，都需要传播到地方社会，让全国百姓了解、执行，从而产生实际效果。
元朝国家政权的信息收集。元朝信息收集的手段有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地方政权直接了解统治地区的政治和社会信息，负责收集各地的社会信息。元代地方监察机构在进行政治监督的同时，也是地方社会信息收集的重要机构。这些信息通过国家固定渠道传递到中央决策机构——中书省和御史台，最后上奏皇帝，作为国家决策的参考。
元代地方正官兼任“劝农事”的职衔，平常政务之外，需要到辖区农村“劝农”，对于地方灾荒、瘟疫和社会动荡等信息，他们会立即上报，启动国家应对程序。遇到其他问题，地方官员会写成“事状”或奏章上报，传递信息以外，也表明自己的处理建议。元朝中央官员被派往地方处理具体事情，也会将发现的地方社会信息写成呈状，交给中央决策机构，据《元典章》记载，大德六年（1302）翰林侍讲学士王某到淮东地区赈济受到风潮灾害的百姓，在登记灾民的过程中，发现这里的社长素质较差，不符合元政府选任社长的条件，王某将这种情况写成呈状，交给中书省。
元代基层监察机构——肃政廉访司是元政权获取全国各地信息的重要机构，元朝规定：肃政廉访司官员每年都要到辖区巡查，一般农历八月到九月初出发，次年四月返回治所。在巡查过程中，肃政廉访司官员首先去各地的儒学，访问士人，了解当地情况。其次去地方监狱录囚（审问囚犯），了解当地司法情况。最后的大部分时间，到各级政府“刷卷”，通过检查档案，发现其中的稽迟和违错，及时处理。肃政廉访司官员巡查结束以后写成报告，汇报地方行御史台——南台和西台，南台和西台在了解各地情况以后，赴中央御史台汇报。最后，信息汇总到中书省和皇帝。
另外，元朝在中央机构和地方行省设立宣使，承担中央与地方以及行省与下属路府州县沟通交流和传递信息的任务。宣使，除了具有处理紧急事务和押运官物以外，主要承担了刺探和传递政治信息、军事情报等职责，在元朝收集、处理各地信息方面具有重要职能。
元朝还通过民间途径收集社会信息。据《元典章》记载，早在中统元年（1260）五月，刚刚继位的忽必烈下达诏书，向全国百姓“求直言”，诏书中宣布：自今凡政令之未便，人情之未达，朝廷得失、军民利害，有上书陈言者，皆得实封呈献。其在内者呈省闻奏，其在外者赴各处宣抚司投进，申赴省闻奏。若言不可采，并无罪责，如其可用，朝廷优加迁赏，以旌忠直。这反映了元政权建立之初对于地方信息的重视。此后的至元十八年（1281）有一个江南士人“跟着抬酒筲的人，入大殿奏来”，这位混进元朝宫禁的士人，目的是给忽必烈“陈言文字”，要求“江南被掳人口，放令为良。”对于这种特殊形式的“上书”，忽必烈命人“打一百七下，发得陕州，做民户去呵。”①这一事件说明元朝对于私闯宫禁上书士人的宽容，此后来元朝大都上书之人络绎不绝。
元朝国家政权的信息传播。信息传播是元朝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元朝将圣旨、政策、政令等信息传播到地方，对百姓进行政治宣传，提高国家治理的绩效；国家将法令、禁令信息传播到地方，可以降低百姓的违法行为，改善司法环境；国家将旌表等信息传播到地方，可以起到价值观引领的效果，推行社会教化，推动地方治理。因此，国家层面的信息传播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宣传、法制宣传和社会价值观引领的作用，对国家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元代国家信息传播首先是圣旨宣读。圣旨是国家最重要的文件，代表了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元朝规定了在中央和全国各地听读圣旨、诏书的制度，目的是传递政治信息。其次，国家政策、政令对于国家治理的推行，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元朝政权除了使用国家本身的信息传递制度以外，还通过各种信息传播媒体，向地方百姓传递这方面的信息。
元代官方传递公文的机构是急递铺，转送中央及地方郡邑往来的文书，每十到二十五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设卒五人，“文书至则纪于历，视早晚标至时于封……赍文书以行……所之铺得之，又展转以去。”从上得知，急递铺传递元代中央到地方的文件，效率较高。不过，文件传到基层官府，还需要将文件信息传到基层农村，让百姓知晓，于是，粉壁、榜文等信息传播媒体被元朝充分利用起来。
元朝最重要的传播方式是“排门粉壁”，就是将国家重要法令、政令挨家挨户写在百姓家院门左右的粉壁上。国家法令、禁令，与百姓生活更为密切，将这种信息传播给百姓，便于减少违法犯罪现象，有利于社会安定。元朝颁布法令、禁令的文件，一般都会在文中强调“排门粉壁”，让百姓知晓。元贞元年（1295）元政府针对湖广、河南出现的杀生祭鬼现象，要求地方官“排门粉壁晓谕人民。”大德五年（1301）八月，段丑厮等造谣惑众案件告破，为了杜绝类似案件发生，元政府发布禁令，要求地方官“排门粉壁”。
在城市和交通要道张贴榜文，是元朝政府传递社会信息的又一种手段。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在全国推行钞法，要求“遍下合属照会，仍出榜文晓谕施行。”大德九年（1305）元朝通过《断贼徒例粉壁晓谕》，针对当时盗贼多发的情况，要求“诸路里行榜文，仍于村坊、镇店排门粉壁晓谕。”这两处榜文的内容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传递的相关钞法和打击犯罪的信息，对社会稳定比较重要。粉壁和榜文作为中国古代常见的媒体，将信息直接传播给地方百姓，是元朝信息传递制度的延伸，成为国家向民间社会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国古代官方的旌表行为，实际上也是向全国百姓传递信息，引领地方价值观，推行社会教化。元朝旌表规定：“今后五世同居安和者，旌表其门……义夫、节妇旌表门闾。”苏天爵记载了刘成（字瑞卿，大都人）在延祐五年被旌表的过程：“君之行登名于朝，朝议是之，礼部符下，表其门曰孝行云。”②史料中，刘成先是被提名，礼部官员讨论认可，形成一个旌表文件下发，在其家大门挂一“孝行”二字的匾额。该匾额同样成为信息传播的媒体，向周围传递国家认可的行为准则，引领地方价值观。
元代士人对信息的收集与传播
中国古代的百姓有信息方面的需求，农民关注国家赋税、徭役以及气候、农业生产技术等信息，手工业者和商人需要了解市场和商品信息，士人则需要了解国家政策、法令以及教育、科举方面的信息。相对于官方来说，个人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手段有限，不过，中国古代的信息传播体系可以满足个人获得相应信息的需求。中国古代士大夫属于传统社会精英，这个群体在收集和传播信息方面的能力，优于一般的百姓。在官民信息交流方面，士人将粉壁和榜文中的国家政令、法令信息，传给不识字的百姓，促成了官民之间的信息交流。下面以元代士人为主，考察除了官方宣传以外，个人在民间层面收集和传播社会信息的情况。
书信与士人社会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士人之间来往的书信，是他们之间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士人收到别人寄来的信件，获得其关注的社会信息；同时，士人写给别人的信件，起到传递社会信息的作用。以元代镇江士人郭畀的《云山日记》为例：日记中，郭畀从收到的信件中，得到了他镇江家中的信息以及从金坛、婺州、杭州、长兴州、常州等地传来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郭畀了解当时的社会并做出各种决定的主要根据。郭畀也给家人和朋友写信，向家人和朋友传递一些社会信息。郭畀的书信除了家书以外，分别寄往长兴州、金坛、杭州、大都（京城）、吴江州、兴化等，向朋友传播他本人的信息和镇江路的政治与社会信息。③
中国古代国家的邮传机构不对民间开放，士人传递信件的方式只能通过民间渠道。其一，托人顺路传递。元代社会上有一些流动人口，如上任或离任的官吏、外出办事的官吏、长途经商的商人、出游的士人（游士）、云游的僧人或道士以及串访的亲戚等，这些人有条件成为信件的传递者。郭畀就多次托人传递信件，同时也帮别人传递信件。其二，派人送信。如果收信对象与写信者距离不远，派人送信是一种常用的手段，家仆、属下吏员、家族成员、亲戚等，都可以作为送信者。
社会网络与士人社会信息的收集与传播。社会网络是社会个体通过人际交往构建的人际关系平台，士人从社会网络中得到他们需要的社会信息，士人也利用社会网络，传递一些信息给其他社会网络的成员。在士人的家里、学校、驿站、官府、寺庙、道观等地，都是士人通过社会网络收集和传播社会信息的重要场所。以郭畀为例，他经常主动到朋友家里询问他感兴趣的社会信息。至大元年九月初十日，郭畀想了解杭州的情况，正好朋友章子实“近归自杭”，他于是“出见章子实。”郭畀拿到饶州路鄱江书院山长任命书以后，赴兴化县拜访定居在这里的官员詹士龙，见到前兴化教谕黄仲文，于是“就问黄兄鄱江事体。”
元代士人也会通过社会网络传递一些社会信息。如至大元年十月初九日，郭畀“会傅子寿，说全真道教。”这里，傅子寿把全真教的一些信息，传递给郭畀。至大二年八月十四日，郭畀“到学中……龚子中来说浙东近闻。”这里的“浙东近闻”指一些时事方面的社会信息。当然，元代其他士人与郭畀的情况基本相似，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其他媒体。除了书信和社会网络以外，书籍和粉壁、榜文也是元代士人信息收集与传播的重要媒体。书籍通过文字传播信息，是士人得到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粉壁和榜文既是官方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体，士人也可以利用之。至大二年正月十四日，郭畀“同陈景南出，到市间看断酒榜。”断酒榜属于元政府发布的官方榜文，郭畀从中可以了解元朝关于酒禁的政策。元代江南士人通过粉壁，传递具体社会信息的事例也有很多，元初，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韩仁（字义和）弃官为道士，他将一些重要的药方“遍书里巷壁间，京师物繁，岁多奇疾，赖公起死者不胜纪。”这则史料说明，士人通过粉壁传播医学知识，辅助治疗民间疾病。可以看出，元代士人非常重视社会信息，他们不仅善于从多种渠道获取社会信息，也经常传播社会信息给其他社会网络成员，以满足他们对社会信息的需要。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至正条格校注》卷一《卫禁·阑入宫殿》，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校注本，2007年，第166-167页。
②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九《有元旌表孝行刘君墓碣铭》，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第308页。
③以上内容来自郭畀：《云山日记》，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横山草堂刊本，197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