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经济和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者的心理和情绪所驱动的，容易成为国际认知战的主战场。当下的经济认知战以精准的受众洞察为基础，注重情感引导，诉诸于虚假信息投放，不仅关注短期的战略目标和战术行动，还注重对目标群体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的长期改变，特别重视通过“全社会模式”操纵舆论，以实现对社会群体认知和行为的引导，表现出典型的混合战倾向。经济认知战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对国际政治产生负面连锁效应，有针对性地应对经济认知战，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舆论等多种手段，以及持续的努力和各个领域的协同合作。
【关键词】经济认知战 虚假信息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各国之间的政治竞争愈发激烈。有的西方国家为了避免霸权旁落，倾向于采取冲突和对抗的形式来维护自身地位。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传统的和平与战争二分法已经不能有效描述和解释现实的国际竞争状态。因此，有学者提出了“灰色地带”概念，即“没有发生常规战争，但是存在比正常国家之间外交更激烈和强度更高的政治、经济、信息和军事竞争”①。随着“灰色地带”理论的传播，认知战成为国际博弈的一种主要形式。认知战是指利用信息、宣传和心理操作等手段，以影响、塑造和控制他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为目的的一种战略性行动。认知战通过操纵信息和舆论，以改变目标受众的思维方式、观点和行为，从而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的最大化。认知战的手段和方式多种多样，其核心是操纵信息，包括发布虚假信息、歪曲事实以及渲染事件等手段，通过舆论操纵和舆论渗透等手段，塑造公众的观点和态度，制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以达到影响目标受众认知的目的。例如，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恶意炮制出“经济见顶论”“经济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2024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又抛出中国新能源“产业政策扭曲全球市场”“产能过剩导致不公平竞争”等错误论调。②这正是一些西方国家通过认知战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压的典型体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认知战越来越倚重于技术手段，以实现信息操纵和舆论影响的目的。另外，认知战通常具有隐蔽性和非对称性，即实施者往往采取隐蔽的手段进行操纵和干预，而目标受众往往不易察觉和防范。经济和金融领域是国家竞争的关键领域。通过在这些领域进行认知战，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就可以无需使用传统的军事力量而达到削弱对手、增强自身影响力的目的。例如，通过操纵对某国经济状况的看法，就可以影响该国的信用评级和国际投资流向，进而影响目标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认知战不仅应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常应用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等领域。
经济认知战的参与主体
认知战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不同的传播形态、不同的文本形式、不同的媒介行为、不同的传播平台以及不同的参与主体，涉及到多方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政治团体、私营企业、媒体机构以及个体传播者等。
国家行为体是指国际舆论场上参与制造并传播信息的政府机构或政要，其背后一般由国家权力背书。有的国家行为体会通过官方媒体、秘密运作的网络宣传机构，甚至与他国的极端组织合作，来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推进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干预外国选举或破坏国际合作。有研究认为，当前的绝大多数平台已经被西方国家所掌控，这使得平台成为新兴的“权力经纪人（power broker）”。这意味着国家行为体等幕后力量通过控制平台这一全球流量接入口可以实现新的霸权主义，进而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
有的政治团体和利益集团也会制造和利用虚假信息来影响公众意见、抹黑对手或推动特定议程。这些团体利用其网络和资源有针对性地传播虚假信息，以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例如，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一些知名政客、演员、专家、评论员成为了垂直领域的“意见领袖”，通过“转发”和“引用”他人的信息来完成跨越社群的传播。由于“意见领袖”本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当虚假信息被“意见领袖”传播后，其影响力会实现指数级的增长。例如，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利用其政治身份频繁在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转发大量涉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肆意污蔑。在美国的“伪草根运动”中，部分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成为涉华虚假信息传播的关键节点。
国际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扮演着舆论引导、信息解读、政策影响和思想交流等多重角色，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和运行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财经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能够对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其言论和观点可以影响市场的预期和走势，进而影响资本流动、股价波动等。当受政治与商业利益影响时，个别媒体也会加入到认知战的序列之中。
有的私营企业在认知战中有多重角色。一方面，有的广告公司和营销机构为客户设计和执行传播策略，以实现商业利益，充当服务国家的“战争木偶”。另一方面，有的私营企业也会自发生产、制造虚假信息，以达成某种经济目的。例如，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马其顿青年”（Macedonian Teenagers）组织频繁发布支持特朗普的相关假新闻，就是受到商业利益驱使。该组织无意左右公众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为了依靠虚假信息传播的感染力获取公众的注意力，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以谋求商业利润。另外，也有私营企业将社交机器人的开发、设计、运维作为主要业务。严格意义上说，社交机器人也是社交媒体平台中操纵舆论的关键主体，是我们常说的“网络水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还有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主体。例如，信用评级机构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目标对象包括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公司债务评级以及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这种信用评级是市场参与者判断借款人偿还债务能力的重要依据，对借款成本和投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通常被视为对被评级实体财务健康和风险水平的权威判断，对提升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运作效率具有积极影响。但这些信用评级机构也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参与到经济认知战之中。例如，信用评级机构会通过发布评级报告和评论，对特定国家、企业或金融产品进行评价，并对其未来发展和风险进行分析，影响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决策和市场预期，从而影响经济运行和舆论走向。此外，信用评级机构也可以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观点或提供专访等方式参与舆论引导，影响公众和投资者对特定经济问题或事件的认知和看法。
经济认知战的主要策略
当下的认知战已经高度精准化、智能化，呈现出典型的数据驱动特点。随着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算法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用户群体和用户需求的多样化和细分化，实现内容与用户的精准匹配才能增强用户黏性、提升传播效果。各类传播主体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准确刻画用户群像，深度把握用户特点，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日趋成为潮流。在此背景下，具有人工智能倾向的算法迅速渗透进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并表现出强大的威力。认知战活动也强化利用相关技术，从收集个体用户的行为和观点偏好开始，找到目标用户群体，再进行受众洞察。
在具体实践中，受众洞察的工作一般包括八个步骤。第一，利用数据分析工具追踪受众在线行为，包括点击率、浏览路径、页面停留时间等，以洞察受众对不同内容的兴趣和偏好。第二，分析社交媒体活动，通过评论、点赞、分享等互动行为，了解受众对某些话题或信息的情感反应和态度倾向。第三，应用自然语言处理（NLP）进行主题分析，识别受众讨论的核心话题和关键词，揭示受众关注的焦点和兴趣点。第四，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研究受众的认知偏差、群体影响、文化背景等因素对信息处理的影响机制。第五，进行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或焦点小组讨论，收集受众的直接反馈，以深入了解他们的认知过程和信息需求。第六，分析受众在社交网络中的互动模式和影响力结构，识别“关键意见领袖”，了解他们如何影响其他受众成员。第七，运用A/B测试等实验方法，对比不同信息呈现方式（如不同的消息框架、视觉设计、叙事手法）对受众认知和行为反应的影响，找出最有效的传播策略。第八，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对受众数据进行分析，建立预测模型，预测受众对特定信息的反应以及可能出现的行为变化，识别受众行为和认知模式中的规律和趋势，用于指导开展宣传活动。
当下的认知战还特别重视情感策略的应用。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多模态的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由算法推送主导③。这种趋势导致认知战更加注重“情感引导”，而不仅仅是传统的“信息传播”和“观点传播”。情感在社交网络平台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而言，社交媒体为情感的跨地域、跨群体和跨文化的即时传播提供了可能，助推网络社群形成情感共同体，这就为焦点事件的传播提供了情感驱动力。在经济认知战中，情感动员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它通过触动情感来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例如，通过散布可能导致经济不确定性的信息，如经济衰退、高失业率、货币贬值等，可以激发公众的恐惧情绪和不安全感。这种情绪的操纵意在促使人们减少消费和投资，转而增加储蓄，从而影响整体经济活力和市场表现。通过激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可以影响公众对特定经济政策的支持态度，如对外贸或外资的限制，进而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此外，情感动员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人对经济前景的感知来促进或抑制投资行为。例如，通过强调风险和挑战，可以使投资者撤出或避免投资某些市场或资产。在社交平台中，以焦虑、愤怒等为情感内核的内容更容易获得流量，并通过转发、评论、点赞等传播行为进行群体表征，从而构建情感共同体。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共同体形式是“想象的共同体”基于社交媒体平台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提出了“情感部落”④的概念，“部落”成为情感共同体的隐喻。在经济认知战中，情感的共同体在形成“意见气候”的过程中作用更大。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群体内部的信息循环造成了一种共鸣效应，群体成员不断接收和传播彼此认同的信息，强化了集体的一致性和内聚力，同时排斥不同或对立的观点，容易导致网络群体性行动，对经济金融造成冲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为了造成严重的扰动，影响市场的稳定性和投资者的决策，在经济认知战中还会常常投放大量的虚假信息。从已有案例来看，这些虚假信息的类型多样，投放时机精准，造成了明显的市场风险。第一，投放影响市场情绪的信息。这种类型的虚假信息旨在直接影响金融市场，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这种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会散布关于公司收益、重大合同、管理层变动或企业并购的虚假消息，以操纵股价或市场走向。第二，捏造关于经济数据和经济指标的虚假信息，包括对经济增长数据、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等关键经济指标的虚假报道。这些数据通常对政策制定、投资决策和市场预期有重大影响，会误导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导致制定错误的经济政策或投资失误。例如，2024年2月，美国《新闻周刊》刊发题为《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低迷吓跑外国投资者》的文章其实就是曲解了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⑤。第三，进行虚假的政策宣传，即虚假宣称某国政府即将改变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如税率调整、利率变动等，主要用来影响汇率、国债收益率和跨国投资流向。第四，肆意调整信用和评级，包括虚假的信用评级或错误的风险评估信息，通常用来影响债券市场和贷款市场。例如，国际评级机构惠誉频频对中国“下手”，先是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接着又下调中国六大国有银行信用评级展望。但实际上在全球信用评级产业中，包括惠誉在内的三大评级机构与资本市场关系密切，难以客观、科学评估信用风险，常常出现评级失误，甚至在很多时候反而成了危机的“催化剂”⑥。
经济认知战的组织模式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中，认知战不是由单个主体或行动组成，而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机构和行为模式在全球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此增强了其隐蔽性、“合法性”与影响力。从目前来看，个别国家和地区已经在认知战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社会模式”。所谓“全社会模式”指的是跳出“政府—社会”二分对立的思维，将社会相关组织动员起来，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实现协同增效，使战略议题表现出多边性、多层次性、非对称性和主动性等特征。从特征来看，这种模式不仅限于传统的外交或政府信息部门，还包括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学术界、媒体、社会组织以及广泛的社会个体等，形成一个跨部门的传播网络。更重要的是，“全社会模式”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和需求调整传播策略。另外，尽管参与者众多，但该模式强调在认知战中维持信息的一致性和目标的统一，能够提供有效的协调机制来确保所有信息和活动都有助于实现相应的战略目标。近年来，美国在乌克兰危机、日本核废水排海等事项上，持续采用“全社会模式”，发挥异质性多方主体的协同效应，产生了广泛的战略影响。
基于对认知战的时序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类型主体间的议程设置遵循着“政要—组织—媒体—公众”的“级联活化”机制，智库、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充当信息源，经由媒体披露，接着媒体与政治人物跟进扩散、设置议程，而学术人物、智库等社会组织再出来做权威背书。例如，所谓的“中国经济见顶论”的议题建构过程就是“多方协同”的结果。在这场由新闻媒体、政要、基金会、资本投资集团、民调机构、“事实”核查机构、知名高校、智库、网络大V以及社交机器人参与所形成的接力式传播中，不仅让所谓的“中国经济见顶论”议题能够增加可见性，而且还使得议题得以滚雪球般传播，营造出一种已成为所谓“群体共识”的“意见气候”，实现了“真实性”与“可信度”的持续增值，形成了强大的信息茧房效应。
除了“级联活化”模式外，还存在以大量网民自组织式的传播行为为表征的“伪草根行动”，呈现从公众到政要和媒体的“逆向级联活化”模式。“伪草根行动”是一种宣传策略，通常在社交媒体上通过虚构的个人或组织，以草根民意的形式传播特定信息，影响公众舆论或制造某种情绪。这种行动常常组织大量的社交机器人模仿真实用户的行为，制造虚假的社交媒体活动。经济认知战也常利用这种“伪草根行动”进行扩散与“主流化”。在其协同转发网络中，不仅有社交机器人参与，而且还被更广泛的边缘社区所接受，使得相关信息不仅提升了“可见性”，还强化了“真实性”，认知战中传播的虚假信息不仅被机器人或其他不实账户传播，而且真实的、甚至权威的用户也参与了传播活动，由此就可以利用“逆向级联活化”模式来强化其社会影响。
应对经济认知战的策略方向
综合来看，目前的经济认知战以数据和算法技术为手段，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实施平台，通过精准的信息投送，旨在破坏民众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干扰经济发展信心，影响经济发展预期，成为一种新型的、隐蔽且有效的影响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的力量。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经济认知战在给经济霸权国家带来某些战略优势的同时，也会产生多种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不仅牵涉到经济层面，还会对国际政治产生连锁效应。
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认知战主要用来维护和加强现有的经济利益结构，使得经济霸权国家得以继续积累财富，而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则会受到限制。这种不平等在全球和国家内部层面上持续加剧，导致社会不稳定和持续的政治紧张。从微观层面来看，通过信息操纵和认知战策略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会导致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例如，基于误导性信息作出的投资决策会引起资产泡沫或不必要的经济恐慌，这些都是资源错配的体现。当国家基于被操纵的误导性信息采取行动时，会错误解读其他国家的意图，导致不必要的对抗或贸易摩擦，引发或加剧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个别国家不断策动认知战活动，来维系并强化其霸权，可能会造成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和经济领域的混乱，损害的其实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应对经济领域的认知战带来的挑战，则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任务，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舆论等多种手段，以及持续的努力和各个领域的协同合作。
一方面，破解经济认知战的核心是要清醒认识到经济领域中某些国家存在的话语霸权，并推进经济话语权在全球的公平分配。话语霸权指的是某个群体、文化或国家在话语实践中滥用其主导地位，控制和影响国际公共议程、价值观念、文化标准和政策决策来维持其优势地位的现象。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一些国家话语霸权得以进一步固化甚至强化，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进行认知塑造的能力也大大提升。具体而言，美国及其主导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们通过提出政策建议、制定国际规则和标准，以及决定重大经济援助和金融救助方案，显著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特别是美国通过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制定关税政策和市场准入规则来塑造国际贸易体系，不仅影响着全球供应链的构建，还关系到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和方向的选择。主要的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和大型金融机构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风险评估标准和资本流动也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些金融中心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其他金融产品，进行全球经济的资金分配和风险管理。另外，美国因其货币作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的主要媒介，使其能够在国际贸易、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中发挥重大影响。因此，从结构来看，国际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倾向于巩固和扩大已经存在的经济力量差距。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通过控制国际金融机构及主要贸易机构的决策过程，就能够设定全球经济规则和标准，而这些规则和标准反映并服务于其利益。在这种形势下，反击包括认知战在内的各种经济霸凌行为的核心还是在于推进经济话语权在全球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需要强化经济领域的事实核查，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全球经济信息环境。经济认知战的出现反映了信息在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影响力。通过控制信息的流通和掌握对信息的解释权，一些国家能够在人们不易察觉的情况下维护和拓展其全球影响力。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依赖于广泛的信息传播网络和高度发达的传媒技术，以及公众对信息的接受和响应方式。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平衡不同国家之间的信息传播，推动全球舆论对话的多样化。例如，可以创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信息核查网络，专门负责核实和纠正经济新闻和数据中的误导性报道。这个网络需要由多个国家的机构共同参与，以提高国际经济报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推动国际媒体提升透明度和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包括明确报道的资金来源、利益冲突和编辑独立性。通过国际组织和社会组织监督媒体，确保媒体报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增强公众对媒体报道的信任。总之，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全球经济信息环境，不仅有助于提高国际经济政策的质量，还能增强全球公众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理解和接受度，是提升各国经济福祉的途径，也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步骤。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历史演进与学科史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JZDZ03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Votel J L, Cleveland C T, Connett C T, et al. Unconventional
warfare in the gray zone. Joint Forces Quarterly, 2016, 80(1): 101-109.
②新华社记者：《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论”有悖事实与常理——来自“中国经济圆桌会”的观察》，《人民日报》，2024年5月21日。
③史安斌：《“图文信息战”正向“算法认知战”迭代》，《环球时报》，2022年3月8日。
④Maffesoli, M. & Charles, R. F., “Jeux De Masques: Postmodern
Tribalism,” Design Issues, vol. 4, no. 1/2, 1988, pp. 141–51.
⑤https://www.newsweek.com/china-economic-gloom-scares-
away-foreign-investors-data-shows-1873785
⑥ 《公平还是工具？——美国国际评级机构与全球“评级霸权”》，《北京日报》，2024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