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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推进革命文艺的发展，在总结吸收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从民族解放战争对文艺审美需求的实际出发，提出并逐渐形成了以人民为美、以求实求真为美、以普及与提高并重为美、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美的文艺审美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审美思想，彰显出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工农兵群众的审美风貌和审美诉求，从文化艺术学的角度丰富发展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
【关键词】毛泽东 文艺审美思想 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毛泽东文艺审美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政治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孕育与建立起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遵循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价值取向，在生活实践和审美实践中，用革命文艺的审美思想教育群众、唤醒群众、歌颂群众，逐渐形成了以人民为美、以求实求真为美、以普及与提高并重为美、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美的文艺审美思想。
以人民为美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肯定人民美，是无产阶级美学与其他阶级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延安时期，毛泽东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肯定人民生活的美和人民文艺审美思想的合理性，确立了“以人民为美”的文艺审美思想。毛泽东认为，文艺审美思想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文艺审美是工农兵群众精神层次的较高需要，必须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特点和审美需要出发进行文艺审美思想的建构。
以人的自然生理条件为物质基础，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人的感官和意识，是人的审美思想产生的根基。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故其文艺审美思想牢牢把握住实践这一主题，在革命实践特别是革命文艺实践中建构起文艺审美思想的体系。文艺作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社会生活在人脑中的反映，只有得到人民的审美认可才具有价值。而“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就决定了革命文艺只有得到革命群众的审美认可，才具有其审美价值。毛泽东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革命文学家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获取文艺创作最丰富的源泉。
“以人民为美”的文艺审美思想首先表现为文艺要表现人民之美。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的审美标准、审美能力最能体现时代对文艺审美思想的要求和文艺审美理想的渴望。只有将人民生活作为文艺作品的源泉，将描写人民生活、体现人民精神风貌、歌颂人民道德素质等作为革命文艺的主要内容，才能从人民的视角提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思想。“以人民为美”的文艺审美思想又强调文艺要以人民审美观点和审美要求作为审美思想的核心，将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的认可程度与欢迎程度作为文艺审美的最终评判者。
如何实现文艺最大化发挥其服务抗战、服务工农兵群众的价值，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十分重视文艺审美思想与人民群众审美观点和审美要求的统一。一方面，毛泽东认为陕甘宁边区较为落后的文化环境和广大人民群众较为低下的文艺审美水平决定了人民群众容易接受并急需大众化、浅显化的审美观，为“五四”以来“大众化”“平民化”“普罗化”的文艺设想找到了一条宽广的实现路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文学艺术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具体渴求，决定了文艺创作和文艺审美的典型化，即以塑造典型的方法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刻画鲜明个性特色的人物形象。这种典型化的人民文艺审美模式，“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地达到了人民所需求的艺术境界。
以求实求真为美
审美思想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和审美实践过程中，在主体意识中所形成的对周围现实世界审美属性的各种真实反映形式的总和，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反映体现在毛泽东文艺审美思想中就是求实美与求真美，即真实美。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分析评价文艺美时，不仅注重文艺的形式美，更重视文艺要实事求是，即文艺的真实性。
首先，“以求实求真为美”的文艺审美思想反对文艺作品言之无物。在毛泽东看来，文章和文艺作品的长短视具体情形处理，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尽可能地精粹，要言之有物，反对空话。文艺作品要言之有物，就要以生活的真实为依据，真实地再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劳动，真实地书写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真实地歌颂人民群众的心灵美、精神美和理想美。同时，这种再现不是简单地摹写和教条地复制，而是需要文艺作家积极主动地进行再创造，对生活的真实细节进行取舍、加工，使文艺作品真正成为反映的主体与被反映的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毛泽东看来，蕴含着文艺作家审美情感的文艺作品只有言之有物才是鲜明的、生动的，才能吸引人、感染人、教化人。
其次，“以求实求真为美”的文艺审美思想强调文艺作品既要做到艺术形式的尽量完美，又要做到思想内容的实事求是。在抗战的时代环境下，毛泽东特别强调文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政治思想内容彰显文艺作品的内在美，艺术表现形式体现文艺作品的外在美，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统一于文艺作品之中。文艺作品的内容是文艺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审美的反映，文艺作品的形式是文艺作家实事求是表现社会生活的手段和方式。在两者的关系上，内容起着决定性作用，内容决定形式。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真实反映“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且艺术性较高的文艺，即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统一的文艺，才是政治性和真实性一致的，才能够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
以普及与提高并重为美
毛泽东把文艺的普及与提高作为文艺审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正确理解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是革命文艺发展和归结文艺审美思想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所讲的“普及与提高”是人民的普及和人民的提高。革命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应在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基础上进行。毛泽东吸取了“五四”之后进步作家们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主张，并从抗日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条件出发，提出了普及第一的原则。文艺向工农兵普及，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根据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和文化条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为工农兵所易于接受和利用的文艺，满足人民群众丰富而健康的审美需求”。
毛泽东还从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视角，指出了提高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随着优秀文艺作品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文艺的要求也跟着提高。文艺向工农兵提高，就是要求“一切有才能的艺术家们应在普及的基础上，创造出高级形态的艺术作品，提高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满足工农兵不断发展的审美需要”。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种提高的方向问题，即沿着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上去提高，而非从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去提高。
在如何正确认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辩证地看待。“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升文艺的创作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的文艺审美需要；提高以普及为基础，又反过来指导普及的推进，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艺审美水平，才能更好地引导其接受更好的文艺作品；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统一于文艺创作和文艺审美之中。普及与提高虽有先后轻重之分，但不可有所偏废，更不可割裂或对立二者，应“以普及与提高并重为美”。那种或只顾普及或只顾提高，忽视了另外一方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是违背了文艺审美的客观规律的，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以“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形象揭示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和人民群众文艺审美需求之间的关系。这种关于普及与提高的阐述，指明了战争环境下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使文艺审美思想能够最大化地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革命群众的文艺审美需求，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艺审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美
在毛泽东文艺审美思想中，“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美”占据着重要位置。毛泽东的文艺审美思想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毛泽东将文艺审美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形势结合起来，认为文艺为抗战的工农兵服务势必要在内容和形式上适应人民的审美需要和审美能力，而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那种新鲜活泼的文艺作品恰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
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文艺既要以服务民族解放战争为文艺审美思想的主要内容，又要以审美感情、审美理想及审美趣味等为文艺审美思想的艺术补充，使之具有中国革命文艺独特的特点，即“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实际上从艺术审美形式的选择上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审美特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更是将“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作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革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在这一方向和原则的基础上，文艺的民族特色问题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民族特色来考察文艺审美，是毛泽东探讨文艺审美思想的重要特点。
毛泽东所倡导的“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美”的文艺审美思想，不离传统而又超越传统，既吸取了民族的优秀艺术精华，又在艺术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中华民族的文艺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文艺创作只有遵循这种审美标准，才具有民族的感召力。但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民族的审美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要重视人民群众对文艺的接受和喜闻乐见程度。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文艺要适应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就要进行文艺审美思想古今中外的有机结合，使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都有所创新，实现文艺审美的本质飞跃和升华。这种“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美”的文艺审美思想，要求文艺作品要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形象地描绘人民的日常生活，以思想鲜明、主旨有趣的内容融合民族传统的文艺审美特质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审美观点，既体现了毛泽东“借鉴”的思维艺术，即善于以民族传统文艺为借鉴；又彰显了毛泽东“创新”的思维艺术，即善于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的民族文艺形式结合起来。这种独具一格的继承与创新的思维艺术，不仅催生了延安时期文艺发展的新作风和新气派，也丰富了毛泽东文艺审美思想的宝库。
（作者为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17ZDA007）和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延安时期毛泽东改造利用传统文艺的价值取向研究”（项目编号：JD1811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