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干部要具备“真”品行

    【摘要】好干部必须具备“真”品行，但当前一些基层干部却存在失“真”甚至反“真”行为，具体表现为阵风式行动，擅长“表演”“做秀”，不能久久为功；凑合性应付，“差不多就行”“得过且过”；象征性行动，重视在嘴上、措施在纸上、行动在会上；诿责式策略，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虚假性呈现，搞数据造假、事迹作假、现象造假。

    【关键词】党员干部  干部队伍  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汉语中，“真”是一个很常用的参构词，如“认真”“较真”“求真”等，具有鲜明的道德规范特征。“真”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品行，“真”品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党员干部必须讲政治、明是非、有理想、有信念、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正确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结合中国实际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情——正心诚意，忠信笃敬。作为治事者，党员干部必须诚其意、正其心，端正从政动机、澄清价值取向、纯化公共服务动机，确保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意——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所谓意志力，就是克服各种困难，将注意力和行动力持续专注于目标的品质。行——全面从严，真抓实干。较真、从严、务实是“真”行为的基本特征。知情意行四个维度是相辅相成、难分彼此的，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邹碧华、黄文秀等一大批先进党员干部，无不融“真”知、“真”情、“真”意、“真”行于一体，无不知“真”于心、担“真”于身、履“真”于行。

    干部失“真”的主要行为表现

    好干部必须具备“真”品行，必须把认真当作根本工作态度。但毋庸讳言，当前我国一些党员干部确实存在失“真”甚至反“真”行为。基层干部队伍中既有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也有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和以权谋私、异化变质的贪官。党员干部的“失真”行为，从内容上看，既表现在公共治理和为人民服务方面，也表现在理论学习和组织生活方面；从形式上看，有阵风型、凑合型、象征型、沉默型、诿责型、虚假型等。

    阵风式行动。这类行动别名为“运动式治理”，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风”起时雷霆万钧、飓风过岗，“风”过后雨过天晴、复归平常。无论是党内学习，还是公共治理，这种“一阵风、一阵子”的搞法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后续长期效果则毫无保障，甚至还有“表演”“做秀”的嫌疑。此类行动适用于那些能一次性终结的任务。但是，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往往都“永远在路上”，所以，因其不能持之以恒也就不能久久为功。

    凑合性应付。此类行动者缺乏认真进取、精益求精的精神，其座右铭是“差不多就行”“满意即可”“得过且过”，因此他们往往对“全面从严”感到不适甚至反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有的说要求太严，管得太死，束缚了手脚；有的说党员、干部也有七情六欲，管党治党应‘人性化’；有的说都去抓管党治党，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松一点、宽一点”。对于党内民主生活和为人民服务，一些干部持“何必当真”的观念、“得过且过”的想法、“干一下得了”的心态。

    象征性行动。“四风”问题之形式主义和部分官僚主义表现属于这一类。此类行动者对待理想信念、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等，口头上表示认可和服从，并做出合乎要求的表现，但内心缺乏真诚、不敬畏不在乎，因此，其行动策略是“做做样子”“意思一下”，重视在嘴上，措施在纸上，行动在会上。主要表现有：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只空泛表态不落实；在维护群众利益上不担当不作为，漠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把落实工作等同于多头发文、层层开会；督查检查工作时阵仗声势大、层层听汇报；工作调研时以搞形式、走过场取代察实情、听真话、取真经。从“真”的角度看，象征性行动的实质是知行不一、言意不合，图虚名、务虚功，追求形式、不重实效。

    集体性沉默。西方有个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比喻公共生活中人们面对那些显而易见的不良现象，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避而不谈。在个别基层党政机关中，或是为了避免尴尬，或是怕得罪人，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似乎成了“禁忌”，对于组织管理或个人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都故作不知、刻意回避——只有“赤子”“炮筒子”才会说。这种集体性沉默不仅使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解决，而且会滋长问题、滋养腐败；不仅会使组织成员之间缺少信任、互相提防、难以真诚沟通，而且会麻木干部的政治神经、瓦解人们的道德是非感。

    诿责式策略。不可否认，认真、较真、创新有时是有风险的，并由此可能会对行动者产生不利。真正认真的人敢担当、敢担责。有些干部工作中之所以不敢认真、不敢较真、不敢创新，是因为害怕由此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对自己不利、要担责。于是，遇到难处理的人和事，面对攻坚克难任务时，其行动策略要么是通过官僚主义不作为而免于担责，譬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使用拖字诀等；要么是把责任推给他人或通过辩解化解责任，譬如出事后遮丑护短、说情开脱、找“替罪羊”，归因于不可抗力，搞责任“甩锅”。

    虚假性呈现。所谓虚假性呈现是指通过修改、杜撰、制造数字、文图影音和事物表象，以掩盖真相、制造假象、欺上瞒下，是情节极其恶劣的违“真”行为。虚假性呈现可能是口头汇报，也可能是书面呈报，还可能是事态展示；可能是利害相关者亲自所为，也可能借助他人之力巧妙设局。常见的类型有：数据造假，如玩“数字脱贫”、少报事故伤亡人数等；事迹作假，如虚构先进干部事迹、干部人事档案作假等；现象造假，如将山头刷绿以欺骗植被航测、雇“水军”为领导网络直播“打call”等。

    一些干部失“真”的时代性成因

    党员干部之所以失“真”违“真”甚至反“真”，除了通常讲的个体理性（观念与利益）和组织管理（制度与举措）方面的成因以外，恐怕还有常常被忽视的时代性原因。当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之后，一些人会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应该歇一歇喘口气好好享受一下了。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后物质主义消费文化对传统“真”品行的挑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后真相主义世界观。作为概念的“后真相”起初是指政客利用民众的情感和信仰，设置非事实性议题、包装事实，以操纵和控制公共舆论。后来，泛指介于真相与虚假之间的“模糊”和“另类事实”。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网络社交媒体、网络自媒体等）的迅速发展，“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民新闻时代了，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但事实的真相反而难以辨别”。作为公众主要信息来源的互联网，流动的是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人们应对的环境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由新闻报道、流言和猜测构成的虚假环境”。面对体量过载、眼花缭乱的网络资讯，网民通常凭个人情感、信仰等选择关注那些“有关系”“有好处”“有意思”“有期待”“有情感”的信息，情感大于真相已成为受众的普遍心态。“后真相”其实是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编码者与解读者共同生产出来的。经由日积月累的“后真相时代”体验，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后真相主义”观念。事实和真相并非不存在，只是人们懒得去认真和较真。

    消费主义人生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社会系统由生产型社会转入消费型社会。如果说生产型社会的基础是个体是否有能力并且愿意去担任不同的社会分工，那么，消费型社会的基础就是人们扮演消费者角色的能力和意愿。在消费主义文化观念中，人是作为消费者存在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消费商品、体验生活和即时享乐。与生产者需要努力、坚守和持之以恒等“真”品行不同，消费者需要轻松、随意和变化多样等“美德”；与生产型人生不同，消费型人生重视的生活特质是轻松而非严肃、感性而非理性、随和而非较真、当下而非未来、即时而非延后。在消费型社会中，消费是为了消费者本身——“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过一种被认作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费市场中实现”。

    游戏化工作风格。在工业化时期、生产型社会，以“真”品行为核心的工作伦理是个人的价值支撑和意义依据。生产型社会的工作伦理包含几个基本主张：工作本身是一种修行，是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也是个体为社会和国家作贡献的基本途径，因此，工作作为志业和事业，是个体的责任与义务；工作要求放弃自我任性、服从组织纪律，克制实时欲望、追求延时满足，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劳作身体、牺牲享受。然而，到了后工业时代、消费型社会，这一切都失去了支撑。尽管还有“996”“007”，不乏奉献甚至献身，但工作被部分人当作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工作本身具有什么价值，也并非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职业；工作不再是人生的价值载体和意义显示器，不再需要被热爱或是被信仰以成为美德的标志，无需认真进取，只需尽责履职完成任务即可。对应的是游戏化工作风格，其典型特征一是自愿化，想干就干、去留随意，工作不是义务，没有道德绑架；二是碎片化，适应网络时代注意力碎片化和易分心等特点，工作时间弹性化、工作管理人性化，不搞统一的纪律管理，也无需持续的职业生涯管理；三是实时化，工作效果实时反馈，工作报酬实时结算——等待和忍耐是一种折磨；四是娱乐化，工作不是为了受苦，而是一种当下享受。

    与时俱进保“真”对策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我们继续弘扬“真”精神，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处于互联网时代和后工业消费型社会，存在着诸多直接或间接不利于“真”品行实践的思想观念与行动逻辑。因此，如何与时俱进地保持党员干部的“真”品行，将成为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干部管理的一项重要课题。

    树立共同奋斗目标，以理想信念和远大目标鼓舞人，为党员干部的“真”品行提供“明灯”。一方面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四个自信”，强化党员干部的使命感、责任感；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全球挑战、执政风险和治理危机等方面的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找短板、查不足。

    营造严肃认真的整体氛围，构建有利于保持“真”品行的“大气候”。有效措施包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风建设，严厉查处党员干部的“四风”问题；建构多层次全方位的权力监督体系、强化对渎职失责行为的问责等。

    着力营造“讲认真”的重点场域，构建“真”品行的养育“环境场”。“场”是包含行为线索的环境，这些行为线索会刺激出特定的行为，人的行为态度与策略往往受其所处场域行为模式的影响。通过对场景、仪式、仪器、程序、规则等的设置，可以构建出“讲认真”的场域，譬如民主生活会、重大决策讨论会、重要的执法活动场等。

    合理运用游戏化思维，增强认真工作的活力。“讲认真”重在对事实真相的探求、对纪律原则的坚守、对理想目标的追求，并不排斥和反对生动活泼、团结奋进、积极创新，而僵化死板、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才是其“近敌”。因此，如何将目标激励、自愿自主、实时反馈、规则约束等“游戏化”工作设计的要点贯彻到工作中去，以提升认真工作的吸引力，是公共部门组织管理的一个前沿课题。此外，还应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优化干部调研的工作方法，全面推行循证决策与循证管理。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