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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影响中东政治发展史的重大事件。中东两个非交战国关系缓和，折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与以往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解具有不同性质和意涵，对中东和平并无裨益。其中反映的不仅是当事国的和解意愿，还有美国以此打破中东原有敌友关系、组建针对伊朗的政治军事联盟、继续称霸中东的图谋。阿以建交将引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在其影响下，中东阵营化趋势更加明显，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加剧，巴勒斯坦按照“两国方案”建国的希望愈发渺茫。
【关键词】阿联酋 以色列 中东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国的撮合下，阿联酋和以色列宣布将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改变阿以关系和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具有划时代意义。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升温已持续多年，但两国迈出建交的一步，仍引发中东地缘政治地震，反映了近年来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也将对中东政治力量发展演变、分化组合带来深远影响。此举被美国定义为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进展，但其实质是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赢得大选，受益者是两个当事国和美国，不仅对中东和平无所裨益，还将使巴勒斯坦的处境更加艰难，按照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的“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将更加无望。
阿以建交难以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
虽然阿以建交早已提上日程，但选择在美国大选进入冲刺阶段、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公布消息，显然是精准投放，旨在助力特朗普选战。特朗普竞选团队围绕阿以建交精心策划了中东外交系列活动。阿以宣布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了有望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企图趁热打铁、扩大战果。出访期间，他在耶路撒冷视频连线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也与以方官员一道，对阿联酋进行历史性访问。美国还在筹备召开“中东和平峰会”，希望阿拉伯国家为其造势，彰显美国中东外交的成功。
然而，此事并非如美国定义的那样，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进展。按照两国关系正常化声明，阿联酋将成为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也是首个与以色列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阿以冲突的非前线国家。阿以建交在性质、意义和影响等方面与前两个案例明显不同。如果说埃及、约旦与以色列建交，发挥了铸剑为犁、构建和平的历史性作用，那么阿以建交的积极影响只局限于双边层面，与中东和平进程无甚关联，还对巴勒斯坦事业造成严重损害。
首先，阿联酋与以色列不相邻，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以色列未威胁到海湾国家安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阿联酋尚未建国，而埃及和约旦均属“阿以冲突”的前线国家，曾多次与以色列交战，并有领土被以色列占领。它们与以色列建交，确为铸剑为犁之举，是中东和平的重要成就。但是阿以建交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既然两国之间未发生过冲突，在两国层面上讲只是建立正式关系，不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地区层面上讲，此举对缓和紧张局势、促进中东和平，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阿以冲突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在巴以未实现和平、巴勒斯坦尚未建国的情况下，此举牺牲的是巴方的根本利益，无益于中东和平。
其次，阿联酋未因此举遭到广泛谴责和制裁，这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态度的变化。当年因与以色列媾和，埃及遭到阿拉伯国家一致谴责和制裁，甚至被阿拉伯国家联盟除名，阿盟总部也由开罗迁至突尼斯，直到1990年才迁回。埃以媾和在埃及国内引发强烈反弹，伊斯兰激进组织用暴力手段予以回应，萨达特总统被极端分子刺杀。就目前看，无论是在阿联酋国内还是在阿拉伯世界层面，阿联酋都未遭到过批评，公开对其谴责的只有巴勒斯坦以及中东两个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
最后，阿联酋基本上是无条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就公开声明看，阿联酋未因此获得以方或美方“犒赏”。所谓以色列停止吞并约旦河西岸土地，实为暂停实施，以方已表示不会放弃该方案。事实上，以方因国际社会压力，本已决定推迟实施该计划。以此作为建交条件，不过是送阿方一个顺水人情，让其有个说辞而已。从历史经验看，以方从未履行类似承诺。埃以《戴维营协议》也包括以方冻结定居点建设3个月的条款，但结果众所周知，以色列后来变本加厉地建设定居点。对于美国拟向阿联酋出售F35战斗机事宜，以方也明确表示反对。与此不同，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建交时，这三个国家都得到美国巨额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建交至今，埃及和以色列每年获得20亿美元以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约旦每年获得5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援助。阿联酋作为富裕的产油国，无意也不可能获得美国援助，它看中的是建交后与以色列开展务实合作带来的红利。而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建交后，只是实现了低质量的“冷和平”，双方人员交流和经贸合作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并未创造出“和平红利”。
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原因分析
阿联酋与以色列接触由来已久，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也早已启动。两国开始走近始于2004年，也就是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实际执政后。2010年，负责军火采购的哈马斯领导层成员马布胡赫在迪拜被以色列特工暗杀，阿以两国妥善解决了此事。“阿拉伯之春”后，面对伊朗和政治伊斯兰的强势崛起，这两个共同的敌人促使阿联酋和以色列越走越近。2010年，以色列基础设施部长参加了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可再生能源会议，成为首位访问阿联酋的以色列高官。以色列随后加入总部设在阿联酋马斯达尔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2012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纽约会见了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此后，阿以两国高层多次举行秘密会见和谈判，议题包括遏制伊朗、哈马斯，支持利比亚国民军等。2018年起，双方启动关系正常化谈判。2018年，以色列运动员参加了在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柔道锦标赛，并获得冠军。颁奖仪式上升起以色列国旗，奏以色列国歌，当时以色列文化部长在场。这位官员还在赛事间隙访问了扎耶德大清真寺。以色列应邀在迪拜世博会设立国家馆。近年来，双方合作扩展到战略领域，在应对伊朗、也门和利比亚，以及哈马斯等政治伊斯兰组织威胁方面，两国展开情报交流、军事培训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据巴勒斯坦官员透露，2011年后，阿联酋便不再关注巴勒斯坦事业，并中断了与巴方的联系。通过达赫兰等亲以巴勒斯坦前高官从中穿针引线，阿联酋开始越过巴方，直接与以方接触，旨在抛弃巴勒斯坦，建立“没有巴勒斯坦问题”的阿以关系和阿美关系。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王储掌握实权后，阿联酋对自身地位、安全和外交政策进行全面重构，日益展现宏大的雄心和抱负，争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领导力量，着力打造“经济繁荣、强势政府、世俗主义”的“阿联酋模式”，使其成为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样板。为实现“小国大外交”的雄心壮志，阿联酋外交和安全政策走向激进，外交行为表现出军事化和冒险主义的特征，勇于挑战禁忌，敢为天下先，不惜耗费财力、动用武力实现战略目标，目标直指伊朗和政治伊斯兰。与以色列建交显然有利于遏制这两大安全威胁，同时以此迎合美国，巩固联盟关系。
阿联酋改善与以色列关系的首要考虑是满足自身安全需求，对自身面临安全威胁的重新排序，以及“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结盟逻辑。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伊朗强势崛起，并通过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和也门胡塞派等什叶派代理人向阿拉伯国家渗透，撬动起地缘政治杠杆，对阿拉伯国家构成直接威胁。在阿联酋、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认知里，伊朗已取代以色列成为头号敌人。相反，以色列从未直接威胁海湾阿拉伯国家安全，双方只有“公仇”，没有“私怨”，只要迈过巴勒斯坦问题这道坎，双方关系便一马平川了。阿联酋这样做并不是想与伊朗抗衡或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结盟壮大实力，增大安全系数和对伊朗的威慑力。
围剿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是阿联酋此举的重要动机之一。“阿拉伯之春”后，政治伊斯兰在多国崛起，阿联酋将其视为国家稳定和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在国内、海湾和中东对其围追堵截，阿联酋的地区政策大多有遏制政治伊斯兰的目标。哈马斯作为巴勒斯坦政治伊斯兰力量，是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共同敌人。两国建交可打压哈马斯及其幕后支持者卡塔尔、土耳其和伊朗，削弱中东亲政治伊斯兰阵营。
促成阿以建交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阿联酋试图以此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为阿美同盟注入新内涵。“页岩油革命”后，美国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海湾石油，双方在石油方面甚至成了竞争对手。海湾国家与美国建立在“能源换安全”基础上的同盟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增加了海湾国家的不安全感。奥巴马任期内，美国与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传统盟友之间产生间隙。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被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视为“放虎归山”，因此对美国强烈不满，认为其与中东盟友渐行渐远。阿联酋将特朗普上台视为巩固联盟关系的天赐良机，主动配合特朗普政府遏制以伊朗为核心的中东政策，积极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为阿美联盟关系构建新的基础。在阿联酋积极游说下，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外访第一站就选定沙特阿拉伯，并在利雅得举行了海湾、阿拉伯和伊斯兰三大峰会，借机重构美阿同盟的意图十分明显。特朗普没有令中东盟友失望，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退出了伊朗核协议。相比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阿联酋认为特朗普连任对其更有利。因此，阿联酋选择在美国大选冲刺阶段为特朗普选战助力。
阿联酋还想扮演美国和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双重中介”的角色，与以色列建交后，阿联酋将成为美以倚重的“代理人”，帮助两国在阿拉伯世界拓展利益，构筑更广泛的联盟。美国推出“中东和平新计划”后不久，在阿联酋的撮合下，内塔尼亚胡与苏丹领导人布尔汗在乌干达举行会晤。“世纪协议”出台后，阿联酋一直在筹备“中东和平大会”，目的是将更多阿拉伯国家拉到美以一边，最终促成它们与以色列建交。
从经济角度讲，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符合阿联酋打造科技创新强国和地区经济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阿联酋一向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为“后石油时代”未雨绸缪。迪拜已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建立起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柱的开放型经济，成为中东金融和贸易中心。阿联酋确立了科技强国和创新立国的战略，投入巨资发展核电、航空航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最近，阿拉伯世界首座核电站——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开始并网发电。阿联酋成功发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充分展示了阿联酋的科技雄心。以色列作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是中东地区唯一能够在这方面向阿联酋提供帮助的国家，阿以关系正常化声明便强调两国在科技、投资、民航等多领域合作的重要性。阿联酋欲借此成为海湾国家与以色列经贸、科技合作的先行者，抢占对以色列合作更多的市场份额与红利。宣布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两周后，阿联酋便颁布总统令，宣布废除抵制以色列的法律。新法令规定阿联酋个人和公司可在经贸、金融、投资等领域与以方签订合同。以色列商品和服务将被允许进入阿联酋，并自由交易。阿以两国立即互开航线，搭乘以色列航空首个直飞阿布扎比航班的是美以联合代表团，三方将对阿以正式建交与各领域合作做出安排，阿以开展务实合作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
阿以建交折射中东时代之变
阿联酋此举逾越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立场的多条红线，阿拉伯国家对巴以冲突和中东和平的统一立场遭到破坏。首先是1967年在喀土穆阿拉伯国家峰会上确立的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不和解、不承认、不谈判”的“三不”原则；其次是抛弃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中东和平“两国方案”；最后是突破了2002年阿盟贝鲁特峰会批准的“阿拉伯和平倡议”，该文件明确规定了按照“土地换和平”原则建立巴勒斯坦国，是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前提条件。如今，巴勒斯坦尚未建国，阿联酋便与以色列建交，使其成为“阿拉伯和平倡议”推出后，第一个违反该文件的国家。阿联酋对以色列态度的转变，是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阿拉伯世界内部力量消长以及美国中东政策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阿拉伯世界内部看，巴勒斯坦问题早已被边缘化，不再是所谓的“首要和中心议题”。许多阿拉伯国家将其工具化，作为拓展地缘政治影响、提升软实力的一张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不愿意继续被巴勒斯坦问题绑架，抛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倡导回归一般民族国家，用基于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取代衰落已久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共同事业。阿拉伯国家取得独立后，这两种思潮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鼓舞阿拉伯国家联合自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带领民族走向富强。然而，事实表明阿拉伯国家以民族和宗教认同为基础，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已经破灭，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事业已经破产。阿以建交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衰落的必然结果，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个趋势。从另一个角度讲，基于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兴起，符合当今世界潮流和阿拉伯国家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告别阿拉伯和伊斯兰“乌托邦”，有利于阿拉伯国家根据自身安全和发展需求，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抉择。长久以来，在阿拉伯共同事业的语境下，国家民族主义被矮化，甚至被视为原罪，成为阿拉伯国家民族构建的障碍。阿拉伯国家不再像以往那样坚定支持巴勒斯坦，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扛起巴勒斯坦事业的大旗，出现角色错位的奇观。然而，这两个国家为巴勒斯坦事业摇旗呐喊，也各有盘算。伊斯兰主义政权的性质要求它们不能放弃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它们试图占据道义高地，与沙特等国争夺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
近年来，解决巴以问题的实用主义观点逐渐在阿拉伯世界占据上风。“巴以冲突”久拖不决，“两国方案”名存实亡，导致阿拉伯世界出现巴勒斯坦问题“权益化”的实用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将巴勒斯坦建国问题降格为人民经济和民生权益问题，认为既然按照“两国方案”高标准建国无望，不如缓和与以色列的关系，降低建国目标，先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部分阿拉伯国家认为，巴勒斯坦内部陷入分裂，领导层腐败无能，无力担当实现和平的重任，阿拉伯国家不应继续被其绑架。以阿联酋为代表的阿拉伯务实派，开始接受以发展和民生为导向的新解决方案。这种思潮与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不谋而合，美国推出的“世纪交易”得到阿联酋等国背书。在该计划酝酿期间，美国征询了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意见，它们派驻美大使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中东和平新计划”发布仪式。
阿拉伯世界内部权力转移也为“阿以建交”提供基础。“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力量中心已由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转移至海湾地区。实力地位上升的海湾国家，比以往更有信心和决心脱离阿拉伯世界单独行动，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冒险主义，而不必担心受到孤立和惩罚。这是阿联酋敢于打破禁忌，与以色列建交的外部条件。
阿以建交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作为“世纪协议”的副产品，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使一个符合美国和以色列利益的“新中东”轮廓渐显。“世纪协议”不仅针对巴以问题，还是特朗普中东外交的整体方案。该方案改变了美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放弃了巴勒斯坦建国的承诺，抛弃了大国道义责任和国际合作机制，不利于公正合理地解决巴以冲突。阿以建交说明美国并非在中东一走了之，而仍将其作为重要战略资产，并拥有较强的政治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美国放弃直接军事干涉，转向通过重建盟友关系，用“离岸平衡”手法调控局势。美国以“世纪协议”为突破口，重新整合地区盟友关系，以支持以色列和遏制伊朗为线，重新划分敌友关系，迫使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由于部分中东国家较长时间内仍将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美国通过促成阿以建交与其中东地区盟友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个亲美反伊朗的政治军事同盟已在中东初现端倪，预计后续将有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其中。
此举使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环境大为改善，但只要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以色列就难以获得安全的外部环境。阿以建交将加剧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裂，它们需要就与以色列的关系做出抉择。虽然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是大势所趋，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东之行并未取得预期成果，说明影响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态度的因素复杂，大多数国家尚在观望，权衡得失，特别是国内民意。在阿拉伯世界层面，此举或将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破灭，以巴勒斯坦问题为中心的阿拉伯共同事业破产，阿盟、海合会等阿拉伯区域合作机制将更加弱化，阿拉伯国家更容易被大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阿以建交以其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将成为改变中东历史发展轨迹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作为主权国家，阿以两国固然有权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然而，大国无视国际道义公理，以牺牲中东安全稳定和人民福祉为代价，加剧中东不同阵营之间的对峙和紧张，让巴勒斯坦建国更加无望，其中展现的是大国为一己私利，控制中东的野心，这值得国际社会为之警惕和担忧。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海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注：本文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CXTD8-04）的资助】
【参考文献】
①Marwan Muasher, “Hold the Applaus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15,2020.
②“The Israeli-Emirati Peace Agreement:Ambiguous and Fragile”,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August 15, 2020.
③Shibley Telhami, “The Biden Factor in the UAE-Israel Deal”,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ugust 15,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