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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蕴藏着民族生存的密码，依生存环境及文化基因而形成特定生活方式。当鸦片战争西方侵略引起民族生存危机时，民众生活与西方主导的世界殖民贸易大市场相连接，成为开启工商业化社会转型的突破口。民众生活方式变化孕育了近代工商市场观念，成为近代重商思想、平等观念启蒙的源泉，以及推动制度改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社会基础和民间动力。直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民众生活世界中蕴藏的规则与原理，仍然是开拓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和源泉。
【关键词】近代工业化 社会转型 民众生活 民族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民众生活与大变动时代
自鸦片战争后的近代百年，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时代。西方列强侵略，内忧外患迭起，政治动荡频仍，战乱连绵不断，重大事变接踵而至，风云人物层出不穷，构画了近代百年的“大历史”图景。在这波澜纷繁的历史表象之下，贯穿中国社会深层变迁的实质，是第一次全球工业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开始向近代工业化社会转型。那么，这一转型首先是从哪个领域开始的？
人类社会变迁的实质，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自15世纪末至18世纪起于欧洲的全球化、工业化浪潮，以全球贸易、殖民掠夺及机器制造为主要标志，人类第一次跨越海洋阻隔进行全球化资源流通，超越人工自然力限制而获得超级生产力，由此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各族群的生存面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根本性变革。
世界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进入这场全球工业化浪潮的方式和途径不同，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不同的民族命运，其影响绵延至今。中国被动卷入且时间滞后，并由于特殊的中西格局及应对方式而走上了独特的近代化道路，影响此后迄今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值得探讨的是，这一起步循着怎样的路径，由哪里开始？
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的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依土地生存，形成耕织自给、守土自安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到明清时期，农耕与小手工业的自然经济发展，家族村落自治与大一统皇权官僚体制治理的小农社会长期稳定，广土众民，自成天下。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人逐步具备了跨越海洋屏障、走向远洋的能力。明永乐皇帝在安定天下后，于永乐三年（1405）开始派内官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代皇帝巡行海外，跨越印度洋远达东非、西亚沿岸，向化外蛮夷夸示天朝富庶，宣扬皇帝威德。但这一花费国财的朝廷“盛事”与国民生计、百姓生活几无关联，至被后世讥为“劳民伤财”的无益之举而渐形遗忘。但在其后不久，依海洋生存发展出水上流动、抢掠贸易文明的欧洲人，怀着探寻海外黄金宝藏、发财致富的热望，也开始远洋航海活动。他们官民上下，出钱出力，资助探险家，拼凑船队水手，相继扬帆出海，探寻海外世界，从大西洋沿岸的非洲直至跨越大西洋、印度洋，环球航行到各大洲。他们在所到之处开辟殖民地，贩运黄金、香料、物产及奴隶，迅速发财致富，吸引大批欧洲移民源源不断、接踵而至，加入海外殖民大军，由此极大拓展了欧洲人的生存空间及资源控制范围，深刻改变了欧洲人及殖民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虽然先于欧洲人跨越海洋、走向世界，但由于二者航海活动与国民生产生活的关系完全不同，导致东西方两大族群在大航海开启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欧洲人此后以海洋为通途，奔向全球各地，占领殖民地或进行殖民掠夺和跨洋贸易，成为主宰海洋、称霸世界的豪强，并开启了人类全球贸易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人则退守国门，自明至清几百年间长期实行锁国海禁政策，试图继续依靠海洋屏障，维持守土自安、自成天下的统治秩序及小农生活。
然而，在海洋已成为连接世界通道、欧洲人开始全球殖民掠夺的时代，中国据海自守的迷梦不可能长久，这块广袤富庶的东方大陆早已成为欧洲人垂涎的目标。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派遣马嘎尔尼使团船队，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登陆中国，面见乾隆帝，要求开放通商。但乾隆帝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予以断然拒绝。虽然英国人的这次尝试没有成功，但欧洲商船越来越频繁地来往于广东口岸，欧洲商人们贪婪地采买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农副产品，以其白银，继而是毒品鸦片输入交换。当其鸦片走私受到清政府打击后，英国人便开来炮舰船队，发动战争，轰开了中国大门，强迫开口通商，将中国纳入其殖民贸易体系。在这一全球贸易链条中，西方人站在资本和制造的高端，将中国置于资源输出和商品消费的市场低端，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被打破，中国民众的生计生活开始与全球殖民贸易市场相连接，资源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人手中。
在中外格局巨变、民族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状况下，清朝统治集团及精英阶层迟迟不主动了解世界情势及时势变化，不思调整国策积极应变，而是固守“华夷之辨”观念及“重农抑商”国策，在鸦片战争后长达五六十年的时间里，面对西方列强势力步步入侵、加深掠夺，只是一味消极退让、苟且偷安。他们一直未能认清全球贸易市场化、工业化这一世界大势及中西态势，没有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夺取市场主动权、向全球贸易链高端的工业制造和资本领域进取，导致财富外流加剧，民生困苦日增。直至甲午战争被快速工业化而富强崛起的东邻日本打败，一些民间人士才开始醒悟而发起维新运动，呼吁发展工商以求富强。至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京、帝后西逃，亡国灭种之危机迫在眉睫，清廷才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实行新政，发展工商业，从国家层面开启近代工业化进程。
在晚清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上层统治集团和精英阶层在国家指导理念、大政方针一直没有根本性改变的状况下，中国社会哪些领域最早开始发生变动？回顾历史可以看到，随着列强势力日益侵入及对华贸易日渐扩大，最早受到波及的是通商城市社会及贸易商业市场链条，由此传导到民众生计生活的领域，且影响范围随着市场扩展而日益扩大，形成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民间追求和社会力量，最后传导到国家层面，确立工业化发展方向。民众生活世界的变化，成为中国社会受全球贸易传导走向工业化的突破口，这一自下而上、从边缘向中心的变革路径，深深影响着中国近代化道路的特性。
民众生活领域是开启社会转型的突破口
西方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后，各国的主导国策就是为其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开拓市场、赚取利润、扩大生产。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就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进行资本殖民贸易与掠夺，紧随其后相继而来的其他列强也莫不如是。西方各国竞相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财富，其鸦片、工业制品、日用洋货倾销而来，进入民众日常生活。中国民众基于传统实用生活伦理，接受了物美价廉的洋货，消费生活随市场而变化，形成洋货流行的潮流。
面对世界工业化大势及民生领域的这一变局，清统治集团在开口通商后长达五六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及时在政治和制度上作出有效应对性改革，对民众生活的变动于国计民生的意义缺乏认识，丧失了主动发展工商业、开启社会转型的良好时机。这些因素促使民众接受洋货消费并日益普遍化，民众生活与世界贸易大市场直接连接，成为西方殖民贸易工业链的下游末端——消费市场和资源供应地。与此同时，世界市场和工业商品带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因，由洋货流行而嵌入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传统小农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孕育了重商观念，使生活领域成为中国小农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突破口和先行领域，直到清末清政府实行新政，才从国家层面正式走上工业化道路。于生活领域开启社会转型，是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贸易和本土政府无力回应之下开始的近代化路径，中国工业化从社会下层和边缘领域开始，再向上层和中心传导，导致这一社会转型过程被动、迟滞、无序及艰难曲折的命运，与东邻日本自上而下的快速工业化道路适成对照。
民间社会蕴藏着民族生命力
西方势力对中国民众生存资源的侵占与掠夺，伴随着中国民众为生存而抵抗及寻求出路的努力。鸦片战争时期英占舟山，当地绅民生活受到侵害而自发抵抗、驱逐侵略者；通商城市商贸发展带来生计生活的多样化，人们接受新事物、新生活方式，并由此产生新的生活向往和追求，使原有的商业传统与世界贸易市场衔接；清末商民抵制美货运动，运用市场力量表达外争国权的政治诉求，反映了国民及民权意识的觉醒，这些都贯穿着民间传统生存伦理的连续性及其化合与新生。
面对西力东来及殖民工业化浪潮冲击下生存环境的变化，中国民间社会底蕴与民众实用生活伦理比上层主流传统更具应变、抵御、包容、化合与新生的能力，证明民族生命力的根基在民间。与此同时，近代工商文明打破了传统小农生活一元结构，形成小农生活与工商市场生活、城乡生活分化的二元混合结构。广大农村资源单向流出造成的日益衰败、义和团民对城市洋货的仇视，都显示出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加剧了城乡民众群体的分裂，埋下了社会群体分化及思想文化领域新与旧、保守与激进矛盾冲突的根源。
民众生活观念变化是思想启蒙的源泉
开口通商后，外国势力楔入通商城市，造成官府控制松弛的生活空间，城市商贸兴起出现了新的生存机会和生活资源，市场化将人们日常生活与市场和社会相连接，人口流动与社会结构变化打破了身份等级束缚。
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人们出于传统实用生活伦理及追求更好生活的自然愿望，选择更适应这些变化的新生活规则和行为方式，由此抛弃了一些旧观念，形成新的生活追求和价值观念。例如，从商之风、进城之风反映了城市化和商业化趋向，人们开始抛弃传统“贱商”观念而形成“重商”观念。洋货流行之风催生了“利源”“利权”等近代市场观念，萌生仿造洋货、发展近代工商业以及与外国争夺市场的“商战”观念。身份等级混乱、趋利之风显示社会交往功利化与平等化趋向，人们追求平等与自主的意识不断增强。市民公共生活空间扩大、市民团体活跃等现象说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扩展，人们开始更清晰地区分公共生活与私生活的边界，个人权利意识、社会群体意识和国民意识逐渐觉醒。可见，正是民众基于实用生活伦理，适应生活环境变化而改变生活规则和行为模式，才催生了新的生活观念及生活追求，由此成为民众观念变革的杠杆、思想启蒙的源泉。
民众生活及观念变革是国家制度改革的动力
经过几十年积聚鼓荡，洋货流行的巨大市场力量最终促使清政府抛弃了历代统治者相沿千百年的“重农抑商”国策，改换为以发展近代工商业立国求强的国家制度与政策。城市生活商业化、市场化、公共化的变化，促使清末实行地方自治和城市市政管理，在制度上实现了以城市化为龙头的社会改革，推动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城市婚姻家庭小型化、自主化的新趋向，使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出现了女性解放、权利平等的意识，引发了对婚姻家庭制度的重新思考与争论，促使女性财产权在法律上逐步得到确认，开辟了女性解放和家庭制度改革的道路。可见，民众生活的变化及其对新生活的追求，是推动国家制度改革的社会基础与动力。
回望近代百年历史，中国在全球工业化浪潮冲击下，深受列强欺压掠夺而陷于危机与苦难，但由民间社会及民众生活焕发出的民族内在生命潜力，推动中国社会走上了近代化转型之路，使国家民族命运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蕴藏着民族生存的密码，依生存环境及文化基因而形成特定生活方式。当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与危机时，其调适与更新的能力体现着民族生命力，决定着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命运。直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民众生活世界中蕴藏的规则与原理，仍然是开拓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和源泉。
（作者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李长莉：《微历史：近代中国生活世界的内潜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即将出版）。
②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王敏：《近代洋货进口与中国社会变迁》，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