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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美国国家危机意识的相对滞后、流感袭扰使民众陷入“警报疲劳”以及国家卫生战略存在的不足，均为美国民众淡薄疫情防控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且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压力骤增以及领导人自身的政治考量等，都深刻影响美国疫情防控的成效和前景。在疫情“政治化”以及“选情优先”的抗疫策略影响下，美国总统、民众乃至国运都可能在经历“大考”。
【摘要】美国国家危机意识的相对滞后、流感袭扰使民众陷入“警报疲劳”以及国家卫生战略存在的不足，均为美国民众淡薄疫情防控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且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压力骤增以及领导人自身的政治考量等，都深刻影响美国疫情防控的成效和前景。在疫情“政治化”以及“选情优先”的抗疫策略影响下，美国总统、民众乃至国运都可能在经历“大考”。
【关键词】美国民众 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防控意识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民众防控意识淡薄的社会与政策诱因
美国民众在此次疫情中所暴露出的防控意识之淡薄，有着复杂的诱因，大致可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美国长期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大洋的庇佑下，是一个很少出现严重“国土安全危机”的国家。故而，美国对本国国内安全的危机意识与全球性的重大危机之间易出现脱节。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大规模的反恐战争，美国所面对的危机，大多发生在其本土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面临危机时，往往将本土视为避风港，形成御敌于国门之外、防止灾难降临本国以及真正的危险大都在海外的思维定势。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一月底就率先从武汉等地撤出本国使馆工作人员和侨民，却直到三月份才在国内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防疫措施，这是有其历史惯性的。无疑，几个世纪以来，当作为其处理国家危机“大后方”的美国国土第一次成为了前线战场，且对象是不受海洋阻隔、国界限制的新冠病毒时，美国民众措手不及。
第二，常年受到流感袭扰的美国民众，在防疫意识上已陷入“警报疲劳”。自2009年H1N1流感席卷全美以来，每年出现流感高发季已经成为美国的常态。在2017—2018年美国流感季中，美国流感人数达到了4500万人，死亡人数达到6.1万人；而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的流感季中，逾1900万人感染，约有18万人住院，至少1万人死亡。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季节性流感，让美国民众在卫生安全意识上陷入了“警报疲劳”，甚至出现了身处危险之中却不以为意的“暴风眼效应”。加之在美国疫情早期，特朗普的保密措施大于疫情的防控措施，政府关注和宣传力度不够更让美国民众放松了警惕。
第三，美国国家卫生战略规划未能真正照顾到民众的基本诉求。尽管美国是全球最早制定生物安全战略的国家之一，但2018年制定的《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却存在明显的漏洞。在文件表述中，美国政府表示已充分认识到“生物威胁的持久性”这一关键特征。然而，在这场“持久战”的战备中，美国尽管对其16个部门制定了详细的协同应对方案，但却忽略了对民众生物安全意识的教育与培养。尽管打出“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旗号，但殊不知美国人民是国家防御生物威胁的主要力量源泉，而非仅仅是等待救济的对象。只有民众整体危机防控意识提高，才能在国家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控堡垒。一旦民众防患意识出现漏洞，再完备的计划在灾难面前也都会化为泡影。而在本次疫情中，民众对政府抗疫措施的不信任，对医疗卫生官员相关建议的不听从，也让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付出了惨痛代价。
国内政治生态恶化的消极导向
美国民众对于疫情的防控态度也受到了国内政治生态恶化的极大影响。疫情对于美国而言如同一个三棱镜，它折射出的是一个政治严重极化、社会高度分裂的国内现状。美国国家治理体制、政治生态、发展模式、资源储备与社会结构等层面，在此次疫情防控的进程中大有撕裂之势。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便呈现逐渐恶化之势。对于政府监管、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的举措，美国民众的不信任感和不满逐渐加剧，这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了美国政治的极化上。尤其是近几年，美国国会两党在政府角色、种族、移民等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愈演愈烈。特朗普上任以来，其浓厚的反建制色彩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并在其执政的三年期间愈演愈烈，且在疫情暴发之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2019年12月，美国众议院以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为名，通过了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弹劾案的进展过程呈现出高度分化的党派分歧，不同政党的议员们相互攻讦，最后在喋喋不休的两党斗争中草草收场。《华尔街日报》更是直接声称，此次弹劾案标志着美国政治“部落化”（Tribalization）的完成。美国民主政治引以为傲的“政治妥协的艺术”正在消逝，审慎而理性的“渐进式妥协”也渐被抛之脑后。
美国国内将疫情“政治化”，两党在疫情防控上采取极具本党色彩的立场与政策，也直接加剧了分裂态势，让美国国内无法形成合力来有效应对疫情。有调查显示，在气候问题上，民主党人大都相信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并认为气候变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极大；共和党人则怀疑气候科学家的研究，并认为媒体报道夸大了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此次疫情中，科学观念上独特的政治分野，在党派对立的激化下进一步加剧。盖洛普公司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于疫情的态度，也如政治表态般出现分裂态势。4月17日至19日的统计数据显示，面对美国疫情日益严重的客观事实，却在党派面前出现了分化：民主党支持者中，有59%的人认为疫情在恶化，21%的人认为疫情在好转；共和党支持者中，只有13%的人认为疫情在恶化，却有69%的人认为疫情在好转。《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民调显示，表示不再计划参加大型集会的共和党人数，仅有民主党的一半；而表示将减少到餐厅就餐的共和党人数只有民主党的三分之一。现实已表明，只有形成合力、相信科学，才能妥善应对疫情，美国国内疫情“政治化”的情势，对于有效防控疫情毫无益处。
两党之间的角力已成为从联邦到州一级采取防疫举措的阻力。在疫情初期，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几乎都是倾向民主党的州，如纽约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泽西州，这些州都位于沿海地区，都至少有一个与国际交流密切的大都市作为商贸、旅游的门户城市，且人口密度较大，这都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快速传播提供了条件。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州是在民主党州长的管辖之下，他们率先发出了警告、提出了要求以及采取了措施。然而，在以总统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看来，这均是一种政治攻击，他们认为民主党人在夸大疫情风险，诸如此类的要求和行动不过是削弱特朗普政府、意图在大选中赢得更多选票的一种手段。正是在这种思维下，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特朗普极力淡化疫情紧迫度；部分投机政客也睁眼说瞎话，积极鼓励民众去酒吧和餐馆消费；更有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等保守派媒体人在节目里为总统的言论做辩护。凡此种种，都与相关的科学防控建议和指导相偏离，不利于美国防疫工作的切实开展。
在疫情冲击下，美国从官员到民众的防疫行动，都在党派斗争的牵动下一分为二。这种党派政治观点凌驾于科学之上一分为二的抗疫行动，其背后是两党竞争的显性化，是全国性的行动失调，是舆论与科学、防疫与获利之间的多重对立。在这个过程中，两党并没有形成以民为本的统一论调和指导方案，这就让本就防控意识淡薄的美国民众只能凭其个人偏好，从自己信任的信息渠道，听从其所信任的政党政客的话语传递。无疑，不同党派之间言论与信息的不协调，给民众带来了极为混乱的导向，也让美国的防疫工作步履维艰、成效甚微。
大选之年防疫意识与政治经济的联动
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恰好赶上美国大选之年，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的诸多操作均充斥着浓厚的选举政治色彩。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不断突显，为了选票的政党与为了面包的选民们，在疫情防控上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多，美国疫情防控的未来走向需要考量的因素也更为复杂。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四月份的第二个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经突破2200万，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在美国肆虐的一个月时间，已经将美国过去十年所创造的2300万个就业岗位几乎化为乌有。经济学家米格尔·卡斯特罗（Miguel Castro）对美国第二季度的就业市场做出了更加悲观的预期，他预测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裁员人数将超过4000万，失业率将突破30%。盖洛普公司的长期调查数据显示，四月份有25%的美国工人称自己有面临失业的可能，这一数字达到了自1975年调查开始进行以来的顶峰，而讽刺的是，这一数字在去年同期是8%，是调查统计开始以来的最低值。
现实的就业压力、悲观的经济预期，迫使美国民众进一步降低原本就淡薄的防控意识，为了面包而走上街头，要求复工。而且，在口径不一、各有所图的政客鼓动下，民众更加无所顾忌地摘掉口罩、肆无忌惮地走上街头。可以说，摆在美国人面前的，是面包与健康之间二选一的问题：出门工作仍有不被感染的侥幸，但居家隔离失去经济来源只能是绝路一条。因此，美国在疫情期间出现的聚集抗议行动，体现的并非全部是美国民众为了个人自由而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任性呼喊，事实上，也体现出美国民众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上街抗议的无奈。
美国国内经济形势的极大压力，也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连任之路带来了严峻挑战，这种压力所引发的焦虑，让特朗普错过了紧急提升民众防控意识的最佳时机。特朗普自2016年竞选期间就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政治口号，并喊出“买美国商品，雇佣美国工人”以及“保护美国人的工作、工资和福利待遇”等口号。在今年年初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更是毫不掩饰地大肆渲染自己执政期间的经济成就。但是，疫情肆虐美国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摧毁了他过去三年最值得炫耀的经济成果，也蚕食着他最大的连任资本。盖洛普民调显示，在4月份前两个周里，特朗普的支持率下降6%、跌至43%，反对率上升9%、升至54%。在经济与民调双重下滑的压力下，特朗普也感到了“就业”的压力——原本自信满满的连任之路变得迷雾重重。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的塑造能力，并不亚于战争。此次疫情是特朗普执政以来面临的第一次需要被动应对的重大国家危机，之前无论是在贸易问题、还是在气候问题抑或国内医改问题上，特朗普都是主动出击。但是，任职三年期间，特朗普领导美国走出重大危机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检验。为了顺利度过这场危机，特朗普政府可谓是用尽浑身解数。从前期对病毒致病性的语焉不详，到极力鼓动重启经济，再到百般提振民众信心，均可发现特朗普眼中最重要的，并非实际的病死率，而是选民的选票。在特朗普团队看来，疫情所造成的生命损失，可通过政治化的操作将民众情绪转嫁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这样的“靶子”之上，从而实现推卸责任、转移战略焦点的目的；但是，如果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那么选民们势必会对特朗普的领导能力产生严重质疑。特朗普并没有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或者其前任们团结一致，疫情反而将其“花式甩锅”、肆意煽动仇恨与对立的偏执操作显性化。另外，特朗普本人信口开河的性格，更是极大地误导了美国民众的判断与舆情。无疑，这都给美国合力抗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和不确定性。
总之，美国民众所表现出的疫情防控意识淡薄，对于美国疫情防控的影响是深刻的。尽管美国国内现在的防疫重视度已提升、防控力度已加大，但防疫举措仍需进一步强化，美国疫情防控的前景不容乐观。百年一遇的疫情撞上百年难遇的总统，在“选情优先”的抗疫策略下，美国总统、美国民众乃至美国国运都可能在经历“大考”。
（作者为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硕士研究生姚寰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海洋政治学的中国话语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9YJAGJW00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JZD035）和“核威慑边际效应及其视域下的吉林省核安全防护研究”（项目编号：JJKH20180267SK）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张景全：《民粹主义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内政与外交》，《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2期。
②李彦良：《美国环境政治的极化：趋势、成因与影响》，《美国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③袁征：《美国危机应对的“是”与“非”》，《人民论坛》，2020年第10期。
④Ronald Brownstein, “Red and Blue America Aren’t Experiencing the Same Pandemic”,
the Atlantic, March.20, 2020.
⑤Thomas Franck, “The US economy has erased nearly all the job gains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CNBC, April 16,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