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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承与创新二律背反要求动画创作者深入具体生活。民族志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种常规研究方法，具备独树一帜的深入具体生活的特点，对动画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我国民族志电影经过60多年发展取得了国际领先的学术成就，丰厚的纪录片成果积累可成为动画创作的素材来源。
【关键词】民族志 电影 动画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动画是视觉表现形式最自由的电影类型，它可以无中生有，具备最大程度的创作开放性。动画制作者可以在自己的想象力视阈内自由设定影片的角色，不受现实表象的束缚。譬如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大闹天宫》，制作者基于话本、绘本、小说等原始素材，经过充分的消化、吸收，最后创造性地转化为动画片的角色、场景和叙事，呈现给观众一个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视听世界。
民族志的魅力
就内容而言，动画与其他任何形式的“再现”（representation）一样，源于生活，归于生活。一方面，究其抽象本质，生活本身是第一位的，再现是第二位的，任何再现都是生活的再现；另一方面，具体生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再现作品进入具体生活者视阈即构成其生活。因此，包括动画制作者在内，再现者的专业道路是荆棘丛生、充满风险的。专业要求使他们必须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学术史，同时又必须避免被本专业的学术史成就所吞噬进而丧失创新能力。二律背反的历练，对于任何一个专业再现者都不可或缺。作为防范“掉书袋”的举措，反复、不断地深入具体生活是对专业再现者普遍有效的方法。
民族志源于人类学，肇始于1851年出版问世的美国学者路易斯·摩尔根的名著《易洛魁联盟》，特指人类学家在有别于自己成长背景的人群中从事长时段的田野工作，通过与本地人合作获得对对象人群和自己的深入认识，然后用文本或影片再现此认识成果，最后与公众分享自己的再现作品以实现其专业使命。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民族志逐渐被其他学科学者借鉴使用，变成一种常规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它的对象领域已超越民族范畴，拓展到对乡村、工厂、医院、街区、学校等具体生活的长时段田野工作研究。
民族志的魅力，是它独树一帜扎根现实生活“接地气”的特点。“接地气”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套历经百年学术史锤炼的认识和再现具体生活的科学方法。这也是民族志电影成为动画创作的源泉和方法的逻辑起点。
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发展历程
中国民族志电影奠基于1957—1981年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下文简称“民纪片”）课题。该课题一共制作完成了21部胶片纪录电影作品。改革开放后，民纪片开始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据民纪片代表性导演杨光海先生回忆，1989年他首次出国赴德国参加民族志电影节，展映民纪片作品，在福兰堡、柏林、哥廷根等地引起学界震动。中国自主创新开拓出了一个电影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全新领域，对于国际学界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中国民族志电影自此与德国学界结缘，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中德民族志电影“礼物之往”，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多部民纪片作品授权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由该所翻译成英文版，推向英语学界；其二，民纪片成为德国学者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专题；其三，中国新一代民族志电影导演及其作品在欧洲学界崭露头角，如郝跃骏、孙曾田等的作品。中德民族志电影“礼物之来”，集中体现在一件事上。20—21世纪之交，受德国大众基金会资助，云南大学先后与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基尔大学合作，举办了两期影视人类学硕士研究生班，培养了一批中国民族志电影的新生力量。如今，那一批学生已成长为数字电影时代中国民族志电影的主力，活跃在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乡村、牧场、城市社区和非遗传承人记录培训讲坛，致力于无差别提升世人的数字音像表达技能。从1957年至2019年，62年的时间，中国民族志电影已初步奠定了本领域国际领先的地位。
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实践特征
中华文化连续性积淀的厚度与广度，是世界上别的地方无法与之相比的。自19世纪以来，中华文化把发源于欧洲的所谓的“现代”文化从被动到主动地吸收、消化和创新，极大地增加了自身的文化内存。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崛起，是这一文化史进程在人文学术领域的一个显著体现。
史志学术传统，注重为后人如实记录当下的人和事。在这种学术传统下，学术与电影的结合是一种必然，因为摄影机和录音机具备拓展记录的功能。中西学术的融合和创新，是中国民族志电影从民纪片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基本面。
“学人致良知”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又一驱动。这里的学人，不是专指现代社会分工下专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而是指受本土学术传统熏陶有志于学的人，不管他从事现代社会分工下的哪一种职业。这一类人，按明代圣人王阳明的阐述，以“致良知”为人生理想，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排除外部干扰，秉持“生而知”先天具备的良知处事。民族志电影之所以在中国比在别的国家发源早、有韧性，是“学人致良知”起了作用。譬如民纪片开创之初，胶片全靠东德进口，数量很紧张，但有决策者如是说：“可以少拍点别的，保证这个工作的进行。”
大项目也带动了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发展。20世纪中后期，民纪片课题奠定了这个学科。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规划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起到了集聚多学科学者，合力推进民族志电影学科建设的效果。这些民族志电影相关研究项目的理论与方法探索成果，对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音像文化建设事业形成坚固的学术支撑。譬如，文化和旅游部近年来开展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成绩显著，为后人保存了一个成体系的专题音像档案。这个档案不可复得、弥足珍贵。这其中，就有一份来自民族志电影学科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跨界合作也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驱动之一。新研究领域的产生，不外乎分化与重组两种形式，并且这两者往往构成同一变化过程的两个方面。民族志电影的诞生，同时意味着民族志、电影两个领域内部的分化。民纪片最初的实践者来自两个部门，一部分来自学术研究机构，一部分来自电影制片厂。1977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主任詹承绪与来自电影厂的杨光海一起组建了电影摄制组。这是中国民族志电影在学术制度层面完成的一次飞跃，学术史意义重大。当然，新生事物从建立到健全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学术制度创新滞后于学术实践发展，是中国民族志电影领域亟需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
社会广泛参与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在民纪片时代，学科先行者在“兄弟民族”理念下展开跨部门、跨民族以及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如今，后学将“兄弟民族”理念进一步还原为更基本、更具体的“你我关系”，如是展开学科实践。2015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通过跨界合作的方式，掀起了一股中国民族志电影新浪潮。学者专家、文博干部、乡村作者、牧场作者、城市作者，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以民族志电影的方式，共同构建起一个分享各自生活与音像创造力的社会场域。这种“你我关系”的学科实践定位，彻底超越了西方人类学的“他者与自我”定位，是一部未来可供国际学人借鉴的、完全开放的中国学术“秘笈”。
民族志动画在中国的滥觞
扎根现实生活，是动画创作普遍有效的创作方法。从这里还分化重组成一个介乎于动画与民族志之间的学术领域——民族志动画，或动画民族志，即以动画为本体再现学者在特定人群中从事长时段田野工作的研究成果。
追溯民族志动画在中国的起点，民纪片已经包含有动画的元素。民纪片的片头，常见以动画开场，以地图形式呈现民族分布情况。此外，杨光海导演作品《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专职动画师郑成扬也参与了田野工作，并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设计了三个动画场景。一个场景呈现家屋空间布局，一个场景呈现亲属制度，一个场景呈现葬礼局部细节。这几项内容，超出纪录影像的界限。前两个场景，属于学理分析，抽象内容的直观呈现超出纪录影像的表现力界限；后一个场景，涉及处理尸体等敏感内容，超出了纪录影像的伦理界限。这里的实践逻辑，是用动画影像处理纪录影像鞭长莫及的民族志内容。从融合纪录影像和动画影像的影片形态角度看，这是一部开创先河的作品。
近几年，有青年学者开始专注于民族志动画的理论与方法探索，有孙玉成等《动画——视觉人类学的影像新场域》《阐释、描述与呈现：人类学语境下的动画实践》、李刚等《“民族志动画”中的虚构影像、意义指涉与文化抒写》《记忆再现、视觉传播与文化图景：纪实性动画影片中的民族志书写》等论文发表。但在目前的数字音像技术条件下，制作动画的门槛还比较高，相比逐年红火的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作成果，民族志动画的创作显得寂寥。
未来推动民族志动画实践繁荣的因素，不外于前文提到的民族志电影实践的五大驱动：史志学术传统支撑、学人致良知、大项目带动、跨界合作和社会广泛参与。从纯学理角度讲，民族志动画在学术场域安身立命的根本，还是长时段定点田野工作及其动画表达。民族志动画的真正奠基，需要掌握动画手艺的学者与田野伙伴一起努力。在这里外部条件并不是问题，动画片可大可小、可繁可简，一点一滴做出来与公众分享，即留下本领域学术史的踪迹，为后来者更上一层楼打下基础。
数字动画摄影机的发明，是可以预见未来动画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领域，用户可以用这种机器设定动画风格拍摄。随着数字动画摄影机的问世，民族志动画创作必然会出现一波前所未有的热潮。动画制作门槛一旦消失，创作竞争即纯化为创作者对具体生活的把握能力的竞争，民族志动画创作者的比较优势就会彰显出来。这种技术进步引发行业生态变化的内在逻辑，已被纪录片创作门槛消失的效果所证明。从1995年第一款价廉物美的数字摄录机面市，到2019年，二十四年间，民族志纪录片创作在中国出现了井喷式发展。
民族志电影作为动画创作源泉
民族志电影是一个基础领域。它的学科实践承诺，是把发生在长时段田野工作中的你我相处的经验用影片加以再现，并将此再现成果呈现给世人。这种再现成果，不讲抽象道理，而是无止境地探索再现的具体生活的真实质感和饱满滋味。因此，民族志电影作品，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是分享别人的生活进而增长见识的一种途径；对于艺术家、政治家、学问家等创造性工作者而言，则是仅次于田野工作的生活灵感源泉。
创新是永恒的实践主题。动画的创新之路如何展开？答案只有一个——做有生活滋味的动画。如何做有生活滋味的动画？动画创作者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是远远不够的，模仿本领域公认经典更是南辕北辙，“模仿”是对创新的否定。捕捉生活滋味，首选途径是动画创作者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去做长期的定点田野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发现适合动画呈现的具体生活；次选是观摩民族志影片。
中国民族志电影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多年在数字音像技术条件下的高速成长，已经积累起相当数量的纪录片成果。据中国民族博物馆公布的数据，2015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收到报名影片105部，2017年第二届125部，2019年第三届252部。这组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领域近年来的发展状况。这些民族志纪录片成果，对于动画创作者而言，是不可替代的生活灵感源泉。
民族志电影扎根具体生活，具备无限的主题包容力。以第三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入围作品为例，55部作品入围，主题丰富，如《尕措和牛》《马背上的家》《麦客》《余光之下》《结婚原来是这样》《老村》《西林壮寨裁缝》等。应该看到，这份入围作品标本，也暴露出中国民族志电影的一个缺憾，即创作者在外国从事田野工作成果的作品较少，中国民族志电影成为一门用具有真实质感和饱满滋味的音像呈现世界各地具体生活的专业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民族志纪录片蕴藏着可供动画创作者发掘的角色和故事。具体生活比虚构故事更精彩，这是每一个做过长期田野工作的人的普遍体会。民族志纪录片扎根具体生活的特点，也吸引了敏感的文学创作者改弦更张，放下笔、拿起镜头，变成民族志纪录片作者。第五代剧情片导演的工作路径是从小说中寻找角色和故事。在数字音像时代，民族志纪录片可成为包括动画在内其他专业再现领域获取创作素材的源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
【参考文献】
①鲍江：《你我田野：倾听电影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
②郭净：《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