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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初期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一些城市的智慧城市平台未能发挥期待的“抗疫”效力。针对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防疫“短板”，要学会转“危”为“机”，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建设新转向：理念上注重“智”“慧”结合，“技”“用”整合；项目方案设计中强化“集体性”和“个体性”防疫需求融合；参与主体层面打造应对疫情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智能化平台运行维度加强与基层社区的关联；重视抗疫中的信息分类与隐私维护。
【关键词】疫情防控 智慧城市 用户需求 技术应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严重程度远超以前的非典，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之。虽然中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绩，赢得了世界多国的赞赏，但是同时也暴露了不少城市在治理疫情中面临的短板，尤其是智慧城市建设中设计的各种智能化平台，并未能很好地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其应有的效力。
疫情防控实践表明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短板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肆虐，疫情防控已然演变为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利用智慧城市建设平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展开疫情防控理应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智能预防、疫情管控、信息筛选、物质匹配等功能。但是，一些城市的疫情防控实践显示，这些“高大上”的技术平台并未能充分发挥期待的功能，达致想象的效果。实际上，疫情的有效防控离不开依托社区实施、进行物理隔离的基本措施。那么，以技术追求和效率至上为标志的智慧城市建设，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究竟暴露了哪些问题和短板？经梳理分析，这些问题和短板主要表现如下：
由于智慧城市的理念设计不够亲民，普通民众对智慧城市建设平台了解不足、参与度低，致使平台难以有效发挥抗疫作用。智慧城市理念更多地偏重技术应用，忽略用户体验和接受程度。如今，智慧城市理念在城市联盟和政府体制中愈发流行，成为政府体制创新的重要策略。但是在中国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更多地重视政府需求和技术创新，对用户体验和适应不够关注。无论是政府权威还是技术提供者，在智慧城市项目建设中，都有明确的技术创新要求和项目成效追求，对市民的生活需求和个体体验缺乏重视。然而，忽略用户体验和适应性的技术产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发达技术”需要与“民众智慧”有机结合，才能焕发其生命力。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智慧城市的平台和产品由于缺乏市民体验和适应性，未能很好被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防控效果。
智慧城市目标上过多地追求效率和经济发展，弱化民生与社会建设指标，影响了抗疫效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上归属于社会建设领域，隶属社会风险管理范畴，与民生工作息息相关。然而，多数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方案和实践放大和拓展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追求，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聚焦于效率和经济发展，忽略市民重视的社会建设维度和生活品质需求。对于技术提供者和城市权威而言，智慧城市建设的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追求，忽视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面对起初来势汹汹的疫情，注重经济追求的建设项目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等社会灾难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无法仅靠技术创新手段解决之。
以集体性和公共性诉求为主的智慧城市项目实践，忽略了市民的个性化、创造性生活追求，影响了智慧平台的抗疫效率。借助该类项目展开疫情防控行动，虽有技术优势，但公众卷入程度受限，势必影响防疫效果。一些城市的智慧城市项目实践更多聚焦服务使用者的集体性而导向公共面向，而非倾向于市民生活的更具创造性、政治学或民众的维度。面向城市基础设施、经济建设和技术创新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对市民个体追求和生活便利欠缺考虑，致使不少市民对多数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兴趣不足、关注不够，卷入程度严重受限。在抗疫活动中，很难将这些平台有效地在民众中推广使用。
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支持体系常常受到经济维度政策驱动，而非为多元政策带动，由此影响了技术平台在抗疫等民生领域中的有效应用。对智慧城市建设而言，单一政策支持，尤其是经济发展导向的政策支持，常常致使建设方案趋向于经济增长诉求和GDP高速增长追求，忽视社会建设、政治参与、文化娱乐等其他维度。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经济支持固然重要，但是医疗救助、居家隔离、心理疏导、政治参与等都是疫情防控的重点，病毒预防与治疗的基层社区智能化服务更是重中之重。相关政策体系支持的匮乏，导致智慧城市项目在疫情应对中难以有效发挥智能防控功能。
在智能化平台运行中，智慧城市建设实践未能与抗疫基础重地——基层社区深度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多为由上而下推行，相比城市层面的智慧化程度，基层智慧社区建设显得相对滞后。虽然有些社区地理位置较好，拥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能够为城市其他社区提供建设模板，但是这类社区毕竟是少数，城市中老旧社区、回迁社区等欠发展社区智慧化建设程度较低，一些资金和政策缺位的普通社区也难以达到较高的智慧化建设水平。然而，疫情防控工作遍布每个社区，一些智能化平台运转流畅的社区也许能够借助新技术有效防控疫情，但智能化水平不足的社区却无法有效地借助智慧技术进行抗疫，造成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殚精竭虑、来回奔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防控疫情动态的后果，智慧城市平台难以在其中有所作为。
由于宣传不足和设计局限，出于对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考虑，用户对智慧城市平台心存芥蒂，影响平台抗疫效果。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常常面临两种威胁：网络安全与技术过火。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片面注重技术创新，对市民的真实需求关注不够，为推行技术甚至存在泄露市民隐私的风险，设计的“人机互动界面”不成熟，这些智能化平台由此带来消极的用户体验，致使市民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卷入度降低。针对疫情防控，智慧城市虽有智能化技术平台和优势，但对普通市民的吸纳度不高，难以利用数据库有效分析疫情信息，未能实现有效的病毒预防与管控。
概言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迅猛传播等类似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当下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难以发挥期待的效力。无论是过于强调技术应用的理念设计，追逐经济指标的目标设定，注重效益忽略市民生活的项目实践，还是偏倚单一维度的政策支持体系，忽视与基层社区关联的智能化平台，弱化市民适应性和卷入度的建设效果，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有效介入，背离了该项目设计的初衷。如何设计有效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以切实应对类似新冠肺炎肆虐等公共卫生事件，进而不断提升城市规划的智能化水平和政府公信力，是城市治理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转“危”为“机”，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构成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为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智慧城市建设平台在此次事件应对中未能利用先进技术实现有效防疫，本身具有双重性，消极层面的效率低下蕴含着潜在改进诉求和机遇，即技术平台如果运用得当、深入人心，将会比宣传、广告等手段更能促进其推广与应用。如何利用此次疫情切实改善智慧建设项目，做到转“危”为“机”，有效发挥技术平台在疫情治理中的功能，是城市权威和技术专家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为此，需要深入考量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设计方案和项目实践执行情况，重新规划智慧城市建设方案，完善项目实践中的细节，进而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水平，持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疫情防控实践表明，新时代的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技术创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建设与民生需求，建立应对风险的技术平台支持，将新冠肺炎疫情等类似高风险事件转化成智慧城市建设的“机遇”，使项目建设深入人心。利用疫情防控转“危”为“机”的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一是理念上注重“智”“慧”结合，“技”“用”整合，经济与民生指标兼顾。智慧城市应注重“技术创新”与“中国智慧”有机融合，将技术创新与市民需求密切关联。技术创新不足，将严重制约智慧水平提升；缺乏中国智慧，则无法将冷冰冰的技术有效应用至具体城市实际。疫情防控中，追求经济和技术效率的同时，需要强化民生工作的智慧化程度。比如，与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合作，建立疫情公布的大数据平台，将准确的疫情信息即时发布于各类平台，使民众尽快知晓疫情状况，消除其疑虑，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
二是项目方案设计中强化“集体性”和“个体性”防疫需求整合。缺乏公共性的智慧城市建设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合法性，而缺乏个体性关注的建设项目则活力不足，难以为受众广泛接受。在疫情应对中，各类智慧平台需要市民广泛参与，才能发挥抗疫效力，因而，这些公共性项目需要兼顾用户体验和个性追求，使市民知晓平台并广泛使用，由此才能高效地在平台推出抗疫服务。
三是平台参与主体层面打造应对疫情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协同配合。城市智慧平台应充分整合其他平台优势，分类梳理安全人群、密切接触人群、疑似确诊人群的动态，不断增强疫情防控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各类“健康码”应用即为：在基层政府、支付宝平台、用户、社区多重力量的相互配合下，对各类人群进行有效分类，基于技术应用提升疫情防控效果。其本质是构筑于技术平台的多元主体协同防控模式，该类“亲民”且应用广泛的平台多多益善。在技术平台建设中，政府需要提供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政治参与、文化娱乐等层面的多元化政策支持，以有效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疫情防控。
四是智能化平台运行层面加强与基层社区的关联。智慧城市平台的“重宏观、轻微观”现象在多市均有体现。此次疫情防控的重心在于社区，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关注基层智慧社区建设，不断提升其防疫的智能化水平。智慧社区建设核心在于智慧人群素养提升，实现各类人群尤其是老年群体对技术的可及性。同时，智慧人群素养提升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创造力提升、创新意识培养、鼓励参与等方式，不断促进社区居民对智慧化平台的适应和参与。
五是注重信息分类与隐私维护，不断提升防疫水平。在智慧化平台疫情信息维护中，需要提升信息分类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抗疫水平，在“无症状感染者”出现时尤为如此。有效区分平台收集的一般机器信息、关联性信息和其他非结构式信息，做好准确分类管理，在注重保护市民隐私、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有效利用这些信息实现科学防护，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生活秩序提供安全保障。
借助前沿技术和有效治理对城市建设进行理性化设计已有多个世纪。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指出，数字时代凸显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安排将会深刻影响人们对经济计划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共对话的特征与内容、文化互动的形式、权力的实施，持续塑造人们日常的各种经历。时下人们更是日趋生活于一个新的数字生态系统中，这一系统由云端、数字网络建筑、物联网、不断增加的智能自动产业控制、监控和数据整合网络所塑造，构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前提。然而，技术需要为人类服务，尤其是为广大民众服务，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应用亦不例外，只要注重用户需求和体验，赢得人民的广泛参与，项目实践就能有效发挥作用，在对抗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技术优势，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水平，进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国家治理能力。
（作者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安徽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互动型’角色转向研究”（项目编号：15BSH074）及安徽大学文科创新团队“网络化时代乡村振兴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S030314002/01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Waleed Ejaz and Alagan Anpalagan. Internet of Things for Smart Cities: Technologies,
Big Data and Secur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9.
②Andrew Karvonen, Federico Cugurullo and Federico Caprotti, eds. Inside Smart Cities:
Place, Politics and Urban Innovation. NY: Routledge, 2019.
③Joseph N. Pelton and Indu B. Singh. Smart Ci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