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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及其危害

张 旭 《 人民论坛 》(

    核心提示: 在全球抗疫时期,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普世价值”上演了一出出荒唐的闹剧,凸显出“普世价值”的“非普世性”。其不仅给全球抗疫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使一些国家错过了抗疫的最佳时期。当前,我国的抗疫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持续转化,我们应将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变成我国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契机,使中国人民在身体和精神上对于各种“病毒”都具有免疫力。

    【摘要】在全球抗疫时期,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普世价值”上演了一出出荒唐的闹剧,凸显出“普世价值”的“非普世性”。其不仅给全球抗疫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使一些国家错过了抗疫的最佳时期。当前,我国的抗疫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持续转化,我们应将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变成我国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契机,使中国人民在身体和精神上对于各种“病毒”都具有免疫力。

    【关键词】全球抗疫 普世价值 网络宣传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目前,疫情已经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扩散,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敌人”。在全球抗“疫”的过程中,不同国家根据国情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都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但是,在全球抗疫时期,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与抗疫并行的一条或明或暗的领域,凸显出“普世价值”的“非普世性”及其对疫情防控的危害。

    “普世价值”在全球抗疫时期上演了一出出荒唐的闹剧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系列约定俗成的秩序和习惯,这些秩序和习惯以文本的形式规定下来,就形成为法律。没有形成文本但是被大部分人遵守则成为习俗或规则。总之,是大家认可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世价值”就是普遍适合的价值观。但是,“普世价值”是历史的产物,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赋予不同的含义,并不存在所有的国家、民族或族群全部适用的价值观。即便是对于“健康”这样一个看似所有人都认可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认知上仍然有差别,所以“普世价值”实际上并不“普世”。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则是当今世界的主流。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人们的认识是对实践的反映,是对实践中的社会关系的反映。目前流行的是在自由、平等、博爱基础上形成的人权、尊重、法治等共同遵守的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而所谓的“普世价值”总体上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而不是对一切国家和民族都是“普世”的。

    首先,疫情暴发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疫举措冷嘲热讽、混淆是非,甚至恶语相加、蛊惑世界,将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的新冠病毒COVID-19称为“武汉病毒”、甚至“中国病毒”以污名化中国。当地时间3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日内瓦针对此种言论回应道:“一直以来我们传递的信息就很清晰,病毒没有国界,不区分种族肤色和财富。我们在语言使用上要小心,应避免把病毒同个人联系在一起。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后悔把病毒同种族联系在一起,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的,我们需要团结合作。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是始于北美,我们也没把它称作北美流感。所以当遇到其他病毒时,我们采用同样的(命名)方式,避免同地域联系。”平等和相互尊重在这些西方国家眼里变成了对受灾国赤裸裸的伤害。

    其次,以人权为幌子,攻击中国的疫情防控举措。疫情暴发后,我国经过慎重考虑,本着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承担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宣布武汉“封城”,以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而恰在此时,美国发布国别人权报告,大肆污蔑中国的人权状况。对此恶意行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13日发布《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予以回应。并在序言中引用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4月15日演讲时说的“名言”:“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才是美国不断进取的荣耀。”美国政客的言行彻底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以人权为幌子维护自身霸权的虚伪面目。而另外一些西方国家,也在标榜自己的人权,采取对疫情的暴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鸵鸟政策,最终导致疫情蔓延,不得不向中国求援。

    再次,借新闻自由的幌子来抹黑中国。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无视中国为疫情防控所作巨大牺牲,反而还恶意攻击诋毁。例如,中国依法依规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后,美国政府竟然在3月2日对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实行人员数量限制,涉及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驻美机构,这5家机构的中国籍雇员人数须从160人减少至100人,减幅约40%,并于3月13日限期离境。还有些国家利用疫情事件,通过漫画等形式肆意侮辱中国形象,也被冠之以“言论自由”。这种损害别国的自由是违反其国内法和国际共识的。

    最后,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公然挑衅。美国从在2001年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协议》开始,就一直拒绝加入1972年联合国《禁止核生化武器的条约》。中国抗疫伊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就在第一时间与中国停航,并制造谣言,孤立中国。种种言行在全球抗“疫”期间不断上演,当其他国家求助时,却罔顾盟友的事实,拒绝援助甚至拦截扣押其他国家的抗疫物资。根据世卫组织网站显示,截至2020年2月29日,美国2019年的会费仍拖欠大半,2020年总额超过1.2亿美元的会费分文未付。据白宫向国会提交的2021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2021年将向世卫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仅为5800万美元,注定继续“欠费”。真的是上演了一出出荒唐的闹剧。

    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普世价值”给全球抗疫带来了负面影响

    借口“普世价值”所宣扬的人权、自由等理念,使得世界各国对中国抗疫措施进行质疑,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导致对中国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在我国的抗疫过程中,一些海外媒体以“普世价值”为幌子,攻击嘲讽中国政府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种举措。美国公开指责中国的信息不透明,指责中国隐瞒了疫情。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在1月3日起的一个月时间里,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美国副总统彭斯3月6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发言中,仍然抛出“关于中国南海的自由航行问题,债务外交问题,国内的政治公共政策干预问题,以及中国的具有宗教性质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当作向中国施压的砝码。同时,国内个别新媒体上也充斥着类似的言论,制造了一系列谣言,使得我国政府在全力抗疫期间,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应对干扰。

    由于对疫情的错误报道和解读,使得一些国家放松了警惕,甚至隔岸观火,以至于错过了抗疫的最佳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7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行动表明,可以通过采取普遍适用的措施来减缓病毒的传播并减少影响,这些行动包括:通过全社会努力来查找和治疗病人,追踪接触者,使医院和诊所做好病人剧增时的处理准备,以及培训卫生工作者。”这是对中国抗疫工作的肯定。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全球大流行病。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还是表示忧虑:“一些国家已经展示出,这种病毒是可以被抑制、掌控的。现在许多国家正在应对大规模传染或是社区传播,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是他们能不能采取相同的措施,而是他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已经敲响了警钟,响亮且清晰。”

    随着疫情在多国的蔓延,一些国家向中国提出援助申请。我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很多国家进行了医疗物资的援助,还向一些国家派出了医疗专家组协助抗疫,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但同时,一些抹黑中国的杂音依然存在,干扰着公众视听。凡此种种披着自由、人权、民主、平等、法治等外衣的“普世价值”,给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推进抗疫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多次强调应该尊重并感谢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治上的努力,但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优先”等价值观浸淫下的西方国家政府和人民,或许只有等到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才会惊醒。

    如何认识“普世价值”的“非普世性”

    “普世价值”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最初的理念是针对封建的专制主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占据主导,“普世价值”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服务的工具。

    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动摇了西方发达国家宣扬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就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已经提供了一种可供另一种选择的政府治理模式并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绩,并且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极其壮观的成就。”中国道路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进步的新模式。但是,蓬佩奥同样认为:“西方会胜利,自由和民主正在走向胜利。”可以说,与“普世价值”的论争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题。而仅就抗“疫”时期来说,应对“普世价值”的影响,需要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通过事实深刻揭露“普世价值”及其危害。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说明“普世价值”观的虚伪性。比如,在面对全球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这一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选择了明哲保身,不负责地攻击指责中国,这与他们宣扬的“平等”完全是对立的。在中国奋起抗疫之时,造谣污蔑中国,将疫情暴发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缺乏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基本尊重。为防止疫情蔓延,我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人员流动的隔离措施,被指责为侵犯“人权”,殊不知人的生命权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减少传染才是对健康人人权的重视。美国将新冠病毒称为“亚洲病毒”“中国病毒”,被以“言论自由”之名轻描淡写,丹麦的《日德兰邮报》突破人性底线和本国法律,利用疫情公然侮辱作为中国国旗的五星红旗,竟被其首相以“言论自由是丹麦传统”作为开脱的借口。而丹麦刑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部分中,明确写道:“任何人公开侮辱任何外国、海外地区的旗帜及官方标志,均属违法行为。应当处以罚款,最高可判2年内的监禁。”凡此种种无视人性和法律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这是强权的自由。抗“疫”期间,要充分揭穿西方国家的这些无底线的行为,让善良的中国人民真正认识到“普世价值”的真实面目。

    其次,必须通过中国抗疫一线的鲜活事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抗“疫”期间,无数的医生护士、工人农民、警察保安、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人士成为闪光的逆行者,无数的人们用自觉的隔离成为可爱的守法者。这些先进事迹,必须进行褒奖和弘扬。这里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爱国、敬业等,具有了鲜活的中国文化特征和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与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褒奖和弘扬的同时,也要对在抗疫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现象,对于抗疫中出现的推诿扯皮、欺上瞒下、哄抬物价、对抗检查等行为进行深刻的追责和惩治,对于抗“疫”过程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坚决遏制和曝光、依法依纪依规严肃处理。这样才能教育人民群众,才能震慑违法违规人员,才能形成全社会共同抗疫的合力,才能保持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抗疫战斗的全面胜利。

    最后,必须高度注重网络舆论宣传的方式方法。2015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围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抗疫时期,尤其要高度重视舆论的作用。要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要加强网络空间管理,加强正面宣传,弘扬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要在国际网络空间实现话语转换,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力量。对于通过网络散布不实信息,要坚决纠正;对于在网络上制造谣言,要坚决打击;对于网络上的群众呼声,要积极地进行回应;对外宣传上要准确、科学、适度。可以说,疫情既是对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考验,更是对我国网络舆论管控能力的考验。要创造性转化官方语言系统,构建新型的网络话语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新华网,2016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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