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进入新时代，西部县域经济取得哪些成就，还存在哪些问题？发展县域经济对于推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如何进一步发展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日前，《民生周刊》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土经济室主任黄征学。
发展县域经济，对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民生周刊：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哪些显著成就？哪些县域的特色经济、特色产业发展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黄征学：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地位，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具有担纲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虽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当突出的。
首先，经济增速较快。相比其他区域，西部县域经济占比较高，增速较快。其中，新疆、贵州、内蒙古的县域经济占比已超过六成。2010—2021年，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年均增速10.0%，在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四大板块中最高，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
其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稳步提高，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一、二、三产的比重已经从10年前的“二三一”转变为现在的“三二一”。
最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积极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等方面树立标杆。如，在农业方面，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依托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的先行之路，2024年一季度农业增加值增加4%，农业科技贡献率超过70%，实现了农业成果的转化与示范推广。在工业方面，2022年西部有4个县（市、旗）总产值超过千亿，一个是以白酒为支柱的贵州仁怀市，另三个是以煤炭为支柱的陕西榆林神木市、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此外，四川省简阳市2016年划归成都之后，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业，现已初具规模，尽管 GDP 总量仅有600多亿元，但特色鲜明，潜力较大。在旅游业方面，西部的旅游名县灿若繁星，四川九寨沟早已举世闻名，贵州荔波是典型的“小县大业”，新疆阿勒泰凭借《我的阿勒泰》火遍全国后，10天收入超4亿元。
民生周刊：发展县域经济，对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黄征学：西部地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县域经济占比较高。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域经济占比达到46.4%。新疆、云南、贵州、内蒙古等省份，县域经济比重都超过50%，其中占比最高的新疆达70%以上。这就表明县域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需要高度重视。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缩小与中东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需要。无论是规模总量还是质量水平，西部与东中部相比，虽然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如果不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东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就难以解决。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二八定律，即20%的县（大部分是县级市）以城市经济为主，80%的县（主要由乡村构成）以农业为主。县域经济发展了，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意义重大。
二是改善民生的需要。县域经济也是民生经济，对于西部更是如此，从全国范围看，县域人口占比高达50%，县域经济发展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三是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的需要。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事关民生福祉，还事关民族团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部是人口净流出最大的地区。限于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条件，农业转移人口全部进入西部的大城市有难度。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壮大县城规模，提高县城综合承载力，提升就近城镇化比重，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此外，西部地广人稀，如果人口持续流出，对于农民而言，则意味着背井离乡，对于流出地而言，则势必造成县域的空心化，影响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
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内陆发展与对外开放、传统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关系
民生周刊：在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的新征程中，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需要破解哪些难题，怎样攻坚克难取得突破？
黄征学：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需要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内陆发展与对外开放、传统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关系。
首先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等集中分布区。这里既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珍贵的生态资源宝库，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方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如前所述，西部地区县域旅游之所以发展得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生态环境好。西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决定了在对一些资源进行开发之前，必须首先考虑到保护。比如陕西的神木、内蒙古的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煤炭资源丰富，在开采之前先思考如何保护的问题。
二是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旅则旅，不能不顾实际盲目追求高大上或小而全。旅游资源丰富的重点发展旅游业，矿产资源丰富的重点发展采掘业，有特色农产品的就集中力量扩规模、上质量、打品牌。
三是要抓紧补齐民生短板。近些年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持续加大投入力度，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东中部的差距有所缩小，但“质”的差距依然明显。继续缩小这种差距，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也是留住和吸引人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四是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在西部地区，目前除了个别核心城市，县域新兴产业主要还是承接东中部地区的转移，因为西部绝大多数县域尚不具备研发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它们不能像长三角部分千亿县那样自己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从实际效果看，西部地区县域承接产业转移，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比如云南安宁的新能源电池，四川射洪的锂电池，新疆石河子的碳硅铝材料产业，以及西部的光伏产业，多是承接东中部转移的产业。
五是要重视新技术的推广，升级传统产业。目前西部多数县域的产业都是依靠资源发展起来的，比如，贵州仁怀市的白酒依托赤水河特殊的自然环境发展，陕北和内蒙古的资源大县依托资源延伸产业链，但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不仅要延伸产业链条，还要推广应用成熟的新技术，着力培育“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提高县域经济增长的含金量。
西部地区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要把发展产业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
民生周刊：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重庆民主村社区考察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提出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怎样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大”，在发展中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黄征学：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西部地区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也要把发展产业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产业发展起来了，就能给老百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从这一点上讲，发展产业就是改善民生。
目前西部地区民生保障投入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而不是来自自身创造的收入。要达到东中部水平，还是要靠自身产业的壮大，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西部当前的发展条件看，要把解决就业作为产业的重要目标，选择诸如农特产品加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文化旅游等产业。比如，发展文化旅游除了具有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的功能外，还有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民生功能。
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坚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乡村振兴除了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也要提升城镇化水平，做大做强区域性中心城市，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真正让“城”带动“乡”发展。同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也为农业农村改革提供更多空间。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占比高，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城镇化水平较低、特大和大城市发展不足。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了西部地区不可能走与东中部相同的城镇化道路，在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培育城市群和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壮大一批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同时，要大力提升县域内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形成城乡互促的局面，全面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民生周刊：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中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您认为还有哪些问题需要重视和研究？
黄征学：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是关注人口小县的发展和改革。西部地区人口小县比较多，全国人口低于15万人的县有390个，西部地区就有297个，占76.2%。其中，西藏、四川、内蒙古、新疆、陕西分别有66个、40个、40个、36个、33个人口小县，合计占55.1%。县城人口集聚度不够，西部相当多的县城人口规模低于5万人，导致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公共服务半径过大，市场规模难以支撑产业发展，更难形成规模效应，多数县城运行维护存在困难。推动人口小县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化县与县之间合作共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而且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降低财政负担。
二是拓宽边境地区县域发展思路。西部地区边境线长，口岸、通道、开放平台等资源丰富，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挥“边”的优势、做好“边”的文章，遵循贸工联动思路，推动“口岸+枢纽+通道+平台+产业”协调发展，在做强边境贸易的同时，依托贸易发展特色产业，强化边境县的产业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