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农村出现大范围的社区，其实也是行政社区。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社区是生活共同体，里面有很多熟悉关系，比如一个村庄、一个自然村，村民低头不见抬头见，天天在一起，谁家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撤村并村之后，原来六七个行政村变成一个行政村，村的范围变得非常大，在中西部有的行政村要管十几平方公里，甚至20平方公里，下面有十几个村民小组，农村从原来的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再一个是人口的流动。现在很多地方乡村出现空心化的情况，是人口流动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且农村人也不想多生孩子了，出现老龄化和少子化。农村产业也开始多样化，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商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去农民是自己种自己吃，粮食蔬菜等很少去市场上购买，现在则是大多数生活所需都要去市场上购买。

    国家对乡村治理越来越重视，基础设施向农村推进，公共服务也要向农村推进。但不要认为居民有什么需求，社区就能满足他。实际上村民的期望提高了以后，社区治理也会出问题。所以该是社区、居委会提供的服务，就应该提供服务，好好提供服务。不该是社区能提供的服务，应该说清楚，明确权利和责任，不要让权利无限，责任也无限。

    国家赋予村庄的目标，包括安全目标，如粮食安全、社会稳定；乡村振兴目标；共同富裕目标；中华文明建设目标，如优秀传统文化等。村民的需求则包括和谐、公平、富裕、保障等。但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一方面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另外一方面又要增加村民的收入。这是个问题，要各级党委、政府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给农民。

    我们一方面要保证农村百姓生活高质量、幸福感，同时我们也要完成国家对农村的要求，这需要制度保障、政策保障、人力保障。我们要解决一些效率与公平、目标与需求、条件与行动的矛盾问题，化解这些矛盾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村民为主体、民主为机制、激发村民活力为手段。

    这次发布的2023全国城乡社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实际上是一些阶段性的、有效果的经验，未来还需要持续摸索。基层治理和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一步到位，不存在一个万能的模式，需要各地去探索、不断实践。我们的政策、制度应该给这种探索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