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口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国而言，人口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转变过程中的潜力巨大，新的人口结构中还有“新红利”有待发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人口新常态？
我国人口发展新变化和新趋势
在人口数量保持高位的基础上，人口发展的质量不断提升
人口发展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从数量上来看，自2019年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保持在14亿人以上，未来仍将保持在高位水平。人口整体科学文化素养持续提升。
人口结构呈现少子化和老龄化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人口老龄化深化与人口负增长交汇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基本国情。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人口老龄化深化与人口负增长交汇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基本国情。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人口总量达峰，但负增长早期阶段人口规模依然巨大。2021年至2022年我国人口增长正负交替，总人口达峰为14.1亿人至14.2亿人。
我国人口结构的“新红利”有待挖掘
人口老龄化加速，但以低龄老龄化为典型特征。我国低龄健康、基本健康的老年人规模达到1.37亿人。他们综合素质高、经验丰富，再就业和志愿服务等社会参与热情高，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新红利”。
目前，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9年。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劳动力总量仍保持足够规模，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加快和劳动者的新老交替，劳动力素质将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将持续提升。
我国人口结构的“新红利”有待挖掘
人口老龄化加速，但以低龄老龄化为典型特征。我国低龄健康、基本健康的老年人规模达到1.37亿人。他们综合素质高、经验丰富，再就业和志愿服务等社会参与热情高，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新红利”。
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助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021年流动人口规模为3.8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27.2%，即超过四分之一的国人在流动迁徙且向城镇、向东、向南等经济发展高地集聚。
怎样应对人口发展新常态
在生育政策、假期政策、住房政策等领域更多地向家庭整体倾斜。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强调家庭对健康养老的重要作用，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支撑能力，实现机构的辐射功能，建立起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正向激励政策体系。
完善托育服务体系
加大群众急需的优质放心的托育服务供给，鼓励各地创新“托幼一体化”模式。
继续做大“经济蛋糕”，促使老年人公平可持续地分配“经济蛋糕”
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优化分配格局，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以大龄劳动力资源为重点，提升大龄劳动力技能，开发更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岗位，促进大龄劳动者更好地参与社会建设。
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
持续推进国民文明素质，提升国家软实力
稳生育，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鼓励生育、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既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阻碍生育的“痛点”，也需要树立系统性思维。
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指育龄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其中，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
为了扭转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2015年12月以来，我国先后放开二孩、三孩政策，如今明确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下短暂的生育高峰过后，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100万～200万人。
与持续低生育率相对应的是，各地密集发布的各具特色的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生育补贴、产假、学位、购房补贴等。
各地多样探索
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发放育儿补贴成为很多城市的选择。
2022年8月，湖南长沙提出，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及以上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长沙市卫健委称，据测算，这笔补贴每年需投入约2000万元。
2022年9月，云南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新出生并户口登记在云南的二孩、三孩，分别发放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并按年度发放800元育儿补助。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三孩教育补贴制度。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原则上应当安排多子女家庭子女在同一幼儿园、学校就读。
杭州市2023年9月10日正式实施的《杭州市育儿补助实施办法（试行）》，怀孕（生产）二孩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元，怀孕（生产）三孩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育儿补助方面，生育二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0元。
拿出“真金白银”促生育的千万级人口城市，不仅仅是杭州。今年9月起，《郑州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办法》全面启动实施，明确郑州市将投入“真金白银”，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着力降低生育成本。政策规定，对新生儿入户郑州市的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一次性发放2000元、5000元、15000元的育儿补贴。
浙江省常山县公布的《优化生育政策的若干措施（试行）》提出，对依法实施人类辅助生殖生育成功的家庭给予补助自费部分的50%，补助每户每次最高限额为3万元。对生育三孩的家庭，现城区人均居住面积小于30平方米的，在常山县城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且面积不小于120平方米，一次性发放房票20万元；满足以上条件且已申领农民“集聚券”的家庭，发放房票再增加10万元。
吉林省提出，提供婚育信贷支持。支持银行机构为符合相关条件的注册结婚登记夫妻最高提供20万元婚育消费贷款，按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给予不同程度降息优惠。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比起昂贵的育儿费用，生育现金补贴就是杯水车薪，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真的不敢生。”结婚5年，迟迟不敢生育的张女士说。
生育观念，除了受生育政策的影响，也与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有关。在生育政策放开后，化解各种影响生育的社会阻力尤为重要。最近几年，无论是增加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对“房住不炒”的坚持、推动“双减”政策的实施，还是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等诸多民生政策，都有改变不利于生育的社会结构的作用，与生育政策的放开形成了呼应。
比起毫无掩饰的“催生”，或许“润物细无声”的配套措施更受年轻父母欢迎。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双方老人都还没有退休。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孩子的看护就是很大的问题。”25岁的“新手”妈妈郝女士的孩子两岁了，现在她选择把孩子送进家附近的托育机构。这家托育机构开设于2020年，里面幼儿的父母都是家住附近的双职工家庭。“对我们而言，便捷最重要，下班后接完孩子就能很快回家。”郝女士说。
记者梳理发现，在北京、上海、河南等地，以“家门口入托”为目标，都在为“最柔软的群体”打造“15分钟托育服务圈”。
要使育龄人群不仅“能生”，而且“敢生”和“想生”，需要为生育政策调整进行一系列的公共服务配套，以消除育龄人群的生育顾虑并减轻其生育及养育压力。有专家建议，这些外围的配套政策应落脚于家庭政策及其相关社会政策体系的完善，鼓励并支持家庭继续承担应有的养育责任和照护功能，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广泛而规范地参与生育养育公共服务，以通过优化生育养育环境来进一步挖掘生育潜力。
“‘育的成本’会影响‘生的意愿’，但可能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还包括其他预期投入（时间、精力等）、生育对个人多元发展目标的竞争性效应、其他社会性因素等。因此，单纯从经济成本来考虑问题、设计和实施政策，可能难以真正起到提振生育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牛建林说。
要改变社会的生育观念和行为惯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涉及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鼓励生育、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既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阻碍生育的“痛点”，也需要树立系统性思维。毕竟，人们的生育选择，与他们对社会发展的预期息息相关。人们对社会发展向好的预期越强，生育信心自然就越足。在这重意义上，着力于构建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让年轻人有充分的获得感，才是“稳生育”最大的实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