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的“压舱石”，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基础。

    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更是乡村振兴的振兴之本。面对压力与挑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孕育而生，实践探索出来的产业发展模式和路径，将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激活广大农村生态资源，引导传统农业企业逐步转型为社会化农业企业，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助推乡村振兴和城乡统筹融合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内因

    第一，少数干部群众及社会投资主体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

    少数基层干部缺乏农村经济工作实践，且思想观念陈旧、说得多干得少、畏难情绪较大，导致其主动性和担当意识不强；部分群众固守以农为本观念，小富即安、“等靠要”思想观念严重，且受“红眼病”攀比等狭隘思想影响，宁愿其承包土地荒芜也不愿流转租用，导致参与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体中途被迫放弃；少数社会主体投资人的社会责任缺位，受利益驱使，主观上投机从村级集体产业项目中谋取其中的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利润，客观上因不懂经营管理和农业产业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等因素影响，导致工程建设盈利后放任不管或滥管产业发展而成为“烂摊子”项目。

    第二，受区位等因素影响导致发展不平衡、资产结构不合理。

    受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东部区域优于中、西部区域，重庆主城片区优于渝西片区、渝东北片区、渝东南片区，凡靠近区县中心城市的乡镇优于偏远的。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分为生产经营性、社会公益性两类，经营性资产能实现自身“造血”不断发展壮大，而公益性资产则要持续不断地“输血”；东部区域经营性资产占比远高于中、西部区域，且东部区域经营性资产占比高于公益性资产，中、西部区域公益性资产占比高于经营性资产，重庆片区及区县类似。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集体收入中经营性、公益性资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亟待在乡村振兴体制机制改革中逐步解决。

    第三，部分乡村生态资产闲置分散、资源整合利用不充分。

    为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下的经济振兴问题，乡村振兴为生态资源充分利用与社会资本投资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合作平台。广大乡村拥有大量资源性资产，但大多处于闲置分散状态，生态产业化发展亟待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同时大量社会资本正迫切寻求产业生态化市场出路，两者不谋而合共同聚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因此，通过不断激活广大农村生态资源要素价值，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逐步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目标，同时不断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等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载体和有效途径。

    第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章制度亟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多为农户土地，自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后集体土地分配至各户经营承包，绝大多数没有可供集体统一经营资产，导致仅部分统分融合经营模式可实现集体与农户双赢目标。同时，部分农村集体资产底数不清，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集体资产没有经营性收入，且未配套对应维修管护资金和措施，导致后续投入较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盈利分配、奖惩激励等机制不健全，导致集体经济管理人员出工不出力，甚至出现少数合作社农户中途变卦违约收回承包地等。因此，不断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策、风险防范、乡村治理等制度以及土地要素、资金要素、市场要素等保障措施势在必行。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第一，不断健全人才队伍培育机制，为集体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探索实施培养基层党组织书记专业化“头雁”、回引返乡创业贤士“归雁”、感召农业经济专家“鸿雁”、商引群众参与和社会投资“群雁”等“四雁”人才培育工程，鼓励他们成才、创业、发展。分类专题培训并动态建立健全重庆市农村经济人才资源库，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畅通人才交流渠道、激励与约束并重等长效机制，促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和中坚力量。围绕强化政治引领凝聚共同富裕思想共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资源、智力优势，激发并增强民营经济等社会各界创新发展、反哺社会的使命感、荣誉感，激发他们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资源和智力支持，推动农业经济大发展、农村社会大繁荣。不断健全诚信“红黑名单”机制，将在渝国有、民营企业等社会投资主体纳入诚信量化监管，凡社会责任缺位的，尤其是投机参与乡村振兴蓄意谋取工程项目利润的等，纳入诚信黑名单限期整改或吊销其营业执照，同步将其曝光至企业及个体所在省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银行等行业监管部门；同时，为纳入诚信红名单的配套完善税收、信贷等激励政策，有效撬动并鼓励社会资本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第二，统筹缩小“三大差距”与城乡融合发展，为集体经济发展赋能。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为解决区域、城乡、收入等三大差距，建议中央财政扩大投资加大对地方产业扶持力度，不断健全部省、东西部产业发展协同机制，积极推广浙江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做法，助力城乡共同富裕；构建城乡价值交换体系，进一步发挥以工哺农、重庆主城区带郊区县、以城带乡发展效能，按照一区（县）多品原则，采取整合财政产业扶持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等方式，逐步健全完善重庆市农村集体产业深度融合机制，联动各区县合力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进一步拉动市场消费促进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健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为促进资源要素流动，不断健全城镇反哺农村供给和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制度，从政策、人才、资金等方面加大投入，推动资本、技术、数据等更多资源要素流入农业农村，促进城乡基础设施系统化整体推进、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为其创造平等开放的良好发展环境；参照南岸区与石柱县横向生态补偿等模式，不断完善重庆市生态资源利用指导意见，切实盘活农村生态资源助力区域资源互补和经济社会发展；参照重庆市宅基地复垦地票交易模式，逐步推进梁平区退地模式，试点推行“个人承包地—集体土地—土地入市”路径，探索产权保全退出、康养保障、退地容错等机制，进一步健全重庆市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等农用地指导意见，有效破除农村集体经济封闭性，切实解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落地难题。健全收入分配改革机制。为优化市场分配机制，建议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深化拓展东西部经济协作领域，借鉴广东省预制菜等新业态发展模式，逐步健全重庆市订单式联结区县农村集体经济合作机制，配套完善重庆市预制菜智能装备制造全产业链集群，探索借力渝新欧物流通道搭建西部（成渝陕）预制菜产业对外出口合作平台，积极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探索征收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上市公司股息、债券所得利等，减收或免收加工型农村集体经济税收等资本利得税，带动低收入群体逐年稳步提高，提高城乡发展平衡性和东西部经济协作协调性；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切入点，逐步完善城乡金融、电商物流等服务体系和对应配套激励机制，不断健全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公益性帮扶法律等，并探索健全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跨省市、区县、乡镇等异地联结和城乡反哺互惠红利分配机制，切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农村共同富裕。

    第三，健全完善“三农”工作规章制度，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健全社会资本准入促进机制。探索建立健全重庆市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准入审核备案制度，重点监督并管控社会资本投资方受利益驱使私自改变集体流转土地使用性质，甚至出现违规违建、污染生态环境等违法行为；优选区县本土乡贤或属地民营企业资本落地，在不断健全股份合作等机制的基础上，配套完善社会资本下乡对应的金融、土地等要素保障和税收、信贷等激励机制，同时探索建立资本方利益保护政策，切实畅通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渠道。健全公益性投资及维护机制。建议中央财政扩大投资加大对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等建设投资力度，配套中央及省级国企、国有平台公司投资反哺激励指导意见；探索农村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公益性基础设施资产因灾或因非人为不可抗拒因素损坏的，由属地区县国有平台公司筹集资金抢修恢复功能；其他因素的由属地基层政府和村居负责，按照“谁受益谁维护”原则，运用村规民约议定受益群众日常维护机制，村级基层党组织牵头商定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益中出资排危加固，不足部分由乡镇党委和政府集体决策从政府固定资产收益或协调辖区村级集体地票收益等渠道解决；同步由各区县结合实际细化反哺属地国有平台公司基础设施入股招商引资企业、利用土地林地等生态资源融资、盘活闲置或优质国有固定资产市场营运“造血”等扶持政策。健全风险防范及治理等机制。坚持产业发展服从市场导向，规范完善村级集体经济资金、资产、资源等“三资”台账并健全对应监管机制，试点全面推行财务票据联审、账务公开公示、绩效收益评估等“三审”制度，并不断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科学研判、民主决策、风险防范、收益分配等集体决策制度，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坚持乡村治理助力产业发展，不断健全村民参政议政基层民主建设、乡贤文化侵染、法治宣传教育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村规民约等机制，促使乡村文明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并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同时前置限定土地流转规模不宜过大、约定企业进场前向村（居）民委员会公账上预缴一年的土地流转费和复垦保证金作为质保金且纳入属地政府监管，并配套完善要素保障、引贤融资、资本下乡利益保护、社会化农业企业财税激励等扶持政策，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政策保障。坚持党建引领集体产业发展，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四雁”人才培育机制、“三变+”改革模式推广、社会舆论宣传引导、产业绩效评估考核、党建实绩量化评比等考核制度，探索健全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薪酬绩效挂钩、集体收益分配权动态调整、产业盈利联结群众利益分红等机制，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