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博物馆真正融入民众生活

    作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博物馆在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类博物馆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据2011—2020年全国博物馆名录及文化和旅游部数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我国博物馆数量由3589个增长到5788个，年均增长率6.13%，平均每40小时就有一个全新的博物馆开门迎客。我国的博物馆总量已跃居全球前五，为世界博物馆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的力量”，探讨博物馆为社区带来积极变化的潜力。我国的博物馆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释放博物馆的力量？就相关问题，《民生周刊》专访了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

    民生周刊：中国的博物馆近年来迅速发展，取得了哪些进步？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刘曙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跨越式进步。近 10 年新增的博物馆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 38%，在场馆建设、文物保护、藏品研究、陈列展览、开放服务、教育传播、国际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日益成为世界博物馆发展的中心和热点。

    这一方面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纳入到文化自信、民族复兴的大局中谋划、推动，另一方面得益于党和国家坚持并完善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从 2013 年开始，免费开放专项资金支持的博物馆纪念馆等稳定在 1822 家，总计超过 350 亿元，包括运转经费、陈列展览补助等内容，为博物馆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博物馆基础设施日趋完备，硬件水平不断提升。据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开展的第四批全国博物馆评估定级数据显示，国家定级博物馆达到1224家，他们平均每馆拥有馆舍13000平方米，展厅6435平方米，库房995平方米，公共服务空间6708平方米，实验修复室166平方米，均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地方博物馆的平均水平，反映出我国在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高水平、硬实力。

    综合类博物馆凭借充足的馆藏、精心的运营受到群众喜爱，专题性博物馆依靠特色展示、创意营销越来越赢得观众的青睐，更有大量以民俗记忆、非遗传承、工业遗产、近现代遗存、生活日用品为主题的博物馆出现，填补了博物馆传统门类的空白，丰富了博物馆结构体系。

    民生周刊：在数量倍增、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同时，据您观察，我国的博物馆在发展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刘曙光：当前，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显性和隐性问题。

    我国的博物馆体系布局很不均衡、发展质量参差不齐。受基本国情的影响和制约，不同地域、层级、类型、属性的博物馆，在发展规模、速度与质量方面，仍有明显差异。东中西部的地域差异、中央和地方的层级差异、国有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差异，以及开放管理和服务能力的差异等，都比较突出。

    文物系统的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的主流，占了近80%，以至于人们经常将博物馆和文物直接画上等号，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博物馆绝不仅仅只是收藏文物，而是收藏各种类型的人类发展的物证和自然环境变迁的物证。由于中国“好古”的传统比较发达，而科学的基础相对薄弱，造成自然和科学类型的博物馆数量较少，标本不多也不太完整，从而加剧了我们的博物馆以历史文物类为主的倾向，与国外博物馆的差别较大。此外，我国的行业类博物馆发育不充分，有些非常大的行业，比如，海洋博物馆，就是在近10年才建成了几家。

    另外，中国虽然有些博物馆里有一些国外文物或标本，但是从整个体系上来讲，我们的博物馆只收藏中国的文物，各省、市、县的博物馆甚至只收藏本地的文物，这与发达国家那种所谓普适性的博物馆，有很大的区别。

    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博物馆，但也有一些基层博物馆展陈内容陈旧，设施老化，甚至无法保证正常开放。博物馆布局与结构不合理、不均衡的问题比较明显。例如全国2844个县级行政区中，还有665个区县尚无备案的博物馆，一些行业性专题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保障机制不够完善，质量和水平有待提升；部分中西部市县基层博物馆馆舍陈旧，库房狭窄，文物保护、展示条件较差。

    随着“博物馆热”的持续升温，大馆一票难求、好展览供不应求等问题日益凸显，但博物馆服务能力与传播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一些地方在博物馆建设中重建筑轻功能、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管理；一些陈列展览规划缺乏论证，定位不准，追求耗材费料的大制作，形式与内容脱节，滥用多媒体技术、幻影成像、人工造景等，致使展览的场景化、影视化、虚拟化倾向严重，喧宾夺主，忽视对文物展品内涵和展览主题的发掘、展示，既对观众产生了误导，也造成了很大的财、物浪费。

    博物馆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改革措施未能到位。国有博物馆受制于一类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在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缺乏自主权，发展活力受到制约，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博物馆业务拓展及创新的积极性不够。再加上我国尚未建立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对博物馆各岗位，尤其是核心业务岗位的从业人员尚未设立准入“门槛”，尚未进行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要求的界定和评估，从而造成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不足。

    从办馆理念上看，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博物馆馆长把自己称为博物馆的“看门人”或者“守门人”，其实这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过时的说法，看门的问题，找保安、安排保卫人员就行了。因为早期的博物馆主要是收藏文物，现在不仅要把文物看护好，还要整理好，更重要的是要向社会和大众开放，把资料共享，把展览办好，把服务做好。这不是套话，而是一系列的研究和细致的工作。

    民生周刊：博物馆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对于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今后应该如何进一步发挥博物馆在教育中的作用？

    刘曙光：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定义进行了修订，首度将教育作为博物馆最重要最优先的职能。它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如果说收藏保护是博物馆的历史使命，而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现实使命。

    博物馆的教育属于社会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博物馆在教育中的作用，需要从博物馆和教育系统两个方面同时发力。

    从博物馆来说，要坚定树立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文化产品生产单位的观念。博物馆的日常工作，就是以藏品保护、研究和展览为途径，切实满足人民对于知识、文化的需求。博物馆要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知识普及、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作用，实现其社会价值和多元功能。为此，博物馆人要有强烈的学习意愿，要有服务者的诚意与热心，不断提升开放的服务品质，使博物馆真正融入民众生活。

    发挥教育作用，博物馆首先要将展览办好。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一位来源是看展品，然后是看讲解说明牌，之后才会去看视频等。比如展品的说明牌，用什么材质、设计成什么形式、写上什么内容、横排版还是竖排版、加不加或者加几种外文，都跟博物馆人的研究和审美有关，也与对博物馆的传播和教育功能的理解及认识有关，反映着一个博物馆的风习，反映着人的精神面貌和气质。前不久，浙江省博物馆学会专门组织了全省博物馆展品说明牌大赛，就说明这不是一件小事。

    面向未来，中国的各类博物馆要在努力拓展自身的教育功能方面再下功夫，积极利用自有的藏品资源辅助学校教育教学，努力纳入不同科目、不同层次的教育教学体系，着力在以文育人和以文化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强化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积极推动各地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与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逐步建立起馆校合作的长效机制。今后，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意见的有关要求，健全文教结合、馆校合作机制，制定博物馆教育服务标准，丰富博物馆教育课程体系，共建共享博物馆教育资源项目库，推动博物馆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

    中国博协正积极推动博物馆进一步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实现博物馆教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计划地组织开展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推出一批研学旅行实践项目和精品课程，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研究制定博物馆研学旅行相关标准，丰富研学旅行课程体系，不断提升研学旅行质量。

    我希望学校能更多利用博物馆资源，也期待博物馆教育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我在国外考察时发现，有的国家，比如意大利，明文规定学生每个学期要有多少学时是在博物馆里学习，而且非常鼓励学校组织到外地甚至外国的博物馆研学。

    我们也要鼓励家长多带孩子去博物馆，现在很多博物馆专门开辟了儿童展厅，或者儿童活动室。比如苏州博物馆，有一个区域的展览是专门面向孩子们的，展陈设计都是按照孩子的身高来布置的。还有些博物馆开设了“六艺”体验区，比如投壶、射箭等，让孩子体验古代的娱乐方式。

    民生周刊：博物馆的数字化近年成为热点，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发挥重要作用，您认为博物馆数字化如何理性推进？

    刘曙光：综观世界博物馆发展潮流，我认为博物馆数字化的起始点应该是藏品的数字保护和信息留存；其次是面向公众开放数字文化资源；第三才是利用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开发博物馆网上展览、网上文物数据库、网上直播导览、网上教育课程等，形成博物馆新媒体传播形态，拓展博物馆服务民众的形式与内容。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于博物馆的发展来说，肯定是个福音。因为任何一种文物最终都是要灭失的，但数字化可以让藏品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在数字环境下得到永生。但博物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看起来很热闹，但实际上没什么内容甚至有害的现象。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博物馆要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更多地采取合作、协作的形式，向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向文化创意机构和人员开放博物馆藏品资源信息，为更多的科研、科技和创意机构利用博物馆藏品资源开发、制作文化产品提供便利。要加快博物馆数字资源的社会化和公开化进程，不能是原来把文物或藏品锁在库房里边，在数字化之后又把数据锁在数据库里面。

    二是有关科技机构和创意单位要深入了解博物馆藏品及其实际工作定位需求，以实用、适用为原则开展数据采集和产品制作，可以适当超前，但绝不能以技术凌驾内容，搞一些光怪陆离的噱头。

    尤其是要注意遵循博物馆展示业务的规律，采用“博物馆的方式”来展示数字作品。我们要用数字的技术给我们提供观赏珍贵文物的体验，而不纯粹是单纯的数字体验。比如，我在博物馆里看瓷器，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磕了、碰了、碎了。但我有一次看到某个裸眼3D作品，把一件珍贵瓷器快速地旋来转去，虽然我知道它不会出问题，但还是忍不住心惊肉跳生怕有个闪失。我觉得，这样的作品缺少了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和珍惜之情，就不是展示博物馆珍贵藏品的适当方式。

    此外，我们绝不能拿博物馆文物的数字采集当作摇钱树，明明不需要那么高精度，偏偏要用这就不对了。我看到现在有些古画的数字产品标榜放大的倍数，以至于人们看到都已经不再是画的色彩和画的笔触，而是材料的质地和经纬等细节。我就在想，如果要是看这些，用高倍放大镜不就可以了吗？普通的观众需要看得这么深入、这么仔细吗？

    我认为不管是多么超级先进的博物馆数字产品，它的基础还是博物馆的实物，表现的也仍然是博物馆藏品的形态和价值，如果技术形式把这个物的价值和光辉都给冲淡了，可能就是失败了。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根本不能动摇，表现博物馆藏品，跟表现其他地方不一样。

    同时，我也坚信虚拟博物馆或者云展览等，永远替代不了裸眼对实物的观看，我看实物的时候可以有种种联想，但看数字产品时候的联想是你提供给我的，是你加工之后的东西，不是我的，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数字博物馆永远只是一种传播形式的丰富和补充，而不能是冲击，更不能是替代，它也替代不了博物馆。

    因此，博物馆应当顺势而为，努力转变自身角色，拓展传统功能，提升用户体验，不断探索文化传播新路径。

    民生周刊：有些地方在打造博物馆之城，对此您怎么看？

    刘曙光：目前全国已有北京、西安、南京等20余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博物馆之城”。这是许多地方政府的积极实践，而且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布局。

    建设“博物馆之城”有利于更有效地整合不同性质、属性与主题的博物馆文化资源，发挥出不同博物馆的特色优势，以及集群博物馆的规模效应，更好地阐释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同时，建设“博物馆之城”也是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但建设“博物馆之城”是有一定条件和门槛的，首先是取决于这座城市市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水平，要有一批基本观众面，有文化氛围；其次是取决于经济实力，地方政府和企业要有足够的财力去投入建设；第三是博物馆基础资源要达到一定规模，而且博物馆以外的“展示”资源的保护、研究、整合水平，也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博物馆之城”建设绝不仅仅是博物馆建设，不要去单纯地追求博物馆的数量、博物馆规模，热衷于博物馆建筑的营建，而是应该统筹规划古迹遗址、历史街区与建筑、博物馆和美术馆等资源，并且与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融合一体、互为呼应，在整个城市形成“博物馆化展示”的氛围。

    巴黎、罗马、奈良等城市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罗马绝不仅仅是几个大的博物馆，也不仅仅是几个大的考古遗址，还包括街头巷尾那些小遗迹，共同形成一种文化氛围。

    像北京、西安这些城市，还是很有可能建成博物馆之城的，因为他们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与博物馆里边的文物（藏品）呼应性非常好，便于做好统筹规划和展示宣传。但是博物馆之城建设不只是博物馆的事，也不只是文物系统的事，需要财政、发改，甚至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旅游部门形成合力才行。还要强调的是，博物馆之城的建设，应该是渐进式的，而不是爆发式的。

    民生周刊：近年来，大量中小博物馆出现，很多县、村都建设了博物馆，但他们持续发展也存在很多难题，这些中小博物馆应该怎么提升？

    刘曙光：中小博物馆提升，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培养。首先是博物馆意识的培养，然后是博物馆专业能力的培养。中国博物馆协会已经启动了中小博物馆人才培优计划，通过举办培训班，提升中小博物馆藏品、展陈、社教骨干的水平。

    此外，中小博物馆要充分利用数字化的途径。因为中小博物馆不可能很快获得大量新馆藏，他们一方面要把自己不多的藏品数字化，另一方面要借助博物馆联盟等形式，把大博物馆的资源搬过去展览，尤其是大馆的数字化产品可以拿来展示、丰富博物馆的馆藏。比如，故宫的文物要搬到县博物馆办展览显然不合适，因为文物的保管有温度、湿度等要求，但故宫的数字化产品可以跟县博物馆共享，就近服务当地民众。

    （李贤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