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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青海西宁曹家堡机场，董家鸿率领来自北京、新疆、重庆、成都及军队系统的五路医学专家再次相聚在一起，与包虫病抢时间，以期实现手术患者清零目标。
董家鸿，国际著名肝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而在青海，他是藏族同胞心目中的“董曼巴”（曼巴，藏语，意为医生）。
今年是青海省包虫病手术患者清零行动收官之年，同时，也是《2019—2030包虫病清灭计划》（十年清灭计划）的开局之年。如何啃下包虫病这块硬骨头，董家鸿一直在思考和探索。
“董曼巴”
9月的青海，秋已深，天气已转凉。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病区走廊里，一位藏族姑娘徘徊着，不时看向手术室方向，眼神中透着焦虑。她叫索南曲吉，还有个好听的汉语名字——江雪。
对索南曲吉来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听妈妈唱歌。她向《民生周刊》记者展示了妈妈演出时的一段视频。视频中，索南曲吉的母亲身穿藏服盛装，神态里透着质朴与坚毅，高亢、自然的嗓音，唱出优美的歌曲，听者仿佛置身于青藏高原。
但是，不久前歌声戛然而止，索南曲吉母亲的包虫病复发了。
“为了减轻疼痛，她经常大把吃药。”索南曲吉回忆，看着豆大的汗珠从妈妈的额头掉下，她的心都碎了。
得知董家鸿团队来青海义诊的消息后，当地包虫病防治志愿者德尕扎西很快便通知她前来手术。于是，索南曲吉搀扶着妈妈，从千里之外的玉树州杂多镇辗转来到西宁。
此刻，在她眼中，“董曼巴”是妈妈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包虫病是一种由棘球蚴绦虫寄生于人或动物体内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慢性寄生虫病，多发于我国西部高山草甸地区、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狗、狼、狐狸等动物是主要传染源。
其中，由多房棘球蚴感染的泡型包虫病，可转移至人体肝、肺、脑等部位，被称为“虫癌”。据介绍，未经治疗的泡型包虫病患者10年病死率高达94%。因治疗复杂、费用昂贵，泡型包虫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10种“经济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
据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教授马俊英介绍，青海省人群包虫病平均患病率由2012年的0.63%（全国平均水平为0.24%）下降到2019年的0.29%，其中，部分地区患病率达8.93%~12.83%。
青海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感染率最高、病情最为严重、防治最为复杂”的包虫病流行地区，这一疾病也是当地牧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
青海省卫健委副主任王虎表示，包虫病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痛苦和沉重经济负担，已成为牧区脱贫攻坚路上的“绊脚石”。
“他就是我们的亲人”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谈及缘何“钟情”青海包虫病防治，董家鸿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进入防控常态化以后，董家鸿已带领专家团队先后4次到青海义诊、培训、查房、宣教，救治患者数百人，足迹遍布青海多地。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详细询问患者病情、治疗和康复情况，针对危重症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9月16日中午，董家鸿一行来到玉树州人民医院，等待他的除了3台终末期包虫病患者手术，还有病房里众多充满期盼、渴望康复的包虫病患者。
此行，董家鸿行程安排得很紧凑，“时间宝贵，不容浪费。”他说。
顾不上高原反应和旅途劳累，在医生休息室里，董家鸿就着矿泉水简单扒拉了几口盒饭，稍作休息便上了手术台。
玉树州卫健委主任索昂旺毛说：“‘董曼巴’多次带领医疗队来玉树免费做手术、联合查房、义务宣教，为包虫病防控体系建设出谋划策，他就是我们的亲人。”
“藏族同胞淳朴自然，坦然友善，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很亲切，不忍心看到他们被病痛折磨。”董家鸿说。
20余年间，虽然董家鸿的职务屡次发生变化，但对包虫病防治工作的初心始终未变。“包虫病不除，绝不收兵！”董家鸿字字千钧。
为扎实做好包虫病攻坚工作，结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去年8月，在国家卫健委、中国医师协会、清华大学的指导下，“健康中国 医师行动”包虫病清灭行动工作委员会成立，聚集全国肝胆外科、肝病内科、影像、检验、麻醉等行业专家，组团式围剿包虫病，力争2030年基本消除包虫病。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表示，包虫病清灭行动工作委员会的成立，符合国家提出的重大行动方针，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也是一个有着历史意义的启动会，“打好这一仗，我们必须开展一次歼灭包虫病的人民战争，这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歼灭战。”
而作为发起人，在董家鸿心中，他正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事关青海包虫病防治工作的未来。如何由被动转为主动？如何从源头杜绝这种疾病？如何防止其卷土重来？这些问题时常在他脑海中盘旋。
精准医疗
作为精准外科理念的创始人，2006年，董家鸿率先在国际上提出“精准外科”理念，并创立“精准肝脏外科”范式。
在他看来，一台理想的外科手术应基于病灶清除、脏器保护和损伤控制三方的精准平衡，同时构建以可视化、可量化、可控化为特征的关键外科技术系列，以此破解肝胆外科手术中定位、定量、定构和精控的难题，从而提高复杂肝胆病的外科治疗效果。
针对终末期“虫癌”病灶大、范围广、部位深的难题，董家鸿将“精准肝切除”理念和手术方式创新应用于肝脏多发性泡型包虫病、泡型包虫病灶侵犯腔静脉等风险高、难度大的手术，救治患者百余名。其中，很多病人已被当地医院放弃治疗。
“人体肝内胆管解剖结构复杂，犹如老树盘根交错，手术稍有不慎，极易损伤邻近血管，引发大量出血，危及患者生命安全。只有精准的外科手术，才能降低生命风险。”董家鸿说。
2016年，董家鸿带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及院内多个学科，协作完成体外肝切除及自体余肝原位再植术，根治终末期肝包虫病。经过14小时的手术，患者肝脏包虫病灶被彻底清除。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手术不仅代表肝胆胰外科领域的最高水准，同时借助视频面向全球数百万观众直播，中外多位肝胆外科专家对手术给予高度评价。
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肝胆胰诊疗中心，记者看到前来复诊的扎西。
今年45岁的扎西，来自果洛州玛沁县，是一名中学教师。自2005年患病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据他回忆，自己先后做了5次手术，苦不堪言。直到两年前，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做了肝移植手术，目前恢复良好。
如今，闲暇时，扎西就给身边的患者做科普，为他们打气，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
持久战 体系战
今年是十年清灭计划的开局之年，到年底以“有效遏制”为目标的第一目标阶段就要结束。如何构建包虫病防控稳固防线？董家鸿认为，精准施策、精准发力、精准防护是关键，只有建立精准防治体系，才能让包虫病防治工作彻底由被动治疗转为主动出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董家鸿说，包虫病作为一种地方性传染疾病，与当地长期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短期难以彻底改变。此外，在调研中他发现，部分手术治愈患者出现二次感染，病情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据索昂旺毛介绍，牧区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受教育程度不一，这为基层医护人员上门走访、宣教、治疗等工作带来难度。
“包虫病防治是持久战，也是体系战，需要建立持续、稳定、精准的防控体系。”董家鸿表示，在防控体系建设中，以优化体系、构建格局、精准发力为核心，以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整合资源、信息建设、科研攻关、科普宣教等为重点，逐步实现包虫病“有效遏制、基本控制、基本消除”3个目标阶段。
在董家鸿看来，构建精准防治体系应该基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建立包虫病防治大数据平台。利用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手段，如全国包虫病诊断和监测平台、远程会诊系统、便携式智能超声筛查机等，提升基层医疗人员的疾病筛查、检测、救治的准确率和效率。
其次，推进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实现轻症属地化、重症向上转、疑难杂症“绿色直通”到北京的三级诊疗格局。
再次，构建国家包虫病防治医学中心。包虫病危害我国西部多个省区，防治问题应上升至国家层面，注重开展包虫病相关学科研究，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整合全国优质医疗资源，举全国之力清灭包虫病。
此外，制定包虫病诊疗标准，达成诊疗共识，以此规范医师诊疗、用药、手术等标准，加强规范化医疗，做到有章可循；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智能防控系统，实现院前、院中、院后的重点人群监测管理、动态追踪、随访观察。
近日，《民生周刊》记者拨通了索南曲吉的电话，她说，妈妈现在恢复得很好，可以下床走路了，“妈妈希望为‘董曼巴’唱一首藏族民歌，把最美的歌声献给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