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扩招效果取决于需求

    自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报考，高职扩招100万，2019年底已完成扩招116万余人。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今明两年高职扩招200万人。7月初，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20〕2号），旨在贯彻落实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的要求，全面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进一步稳定高职扩招规模，确保稳定有序、高质量完成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并将高职扩招定位为“中央抓‘六保’、促‘六稳’，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教育部有关工作要求，做好招生、培养、就业各个环节工作”。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就业遇到历史上少有的困难。这场危机的深浅、个人利益受损的轻重、生活受影响的程度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取的对策是否科学、理性、适恰，资源的投放与使用是否恰当，措施是否精准有效。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每个个体都需要依据自身的实际做出选择，但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个体的力量太微弱，个体所能获得的信息太有限，决策时受情绪影响较大。此时，政府更应该依据自身信息比一般个人更完整充分的条件，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上采取更为精准、合理的措施，做出更加科学、理性的决策，从整体、全面上解决问题，形成更为强大的抗击灾难的能力。

    高职发展中仍存变数

    连续两年的扩招，显现的是政府、政府下属的高职院校从供给端所做的工作，由于扩招后的学生尚未进入就业环节，社会需求的情况怎么样尚不明朗。从此前5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看，高职毕业生就业率高于本专科毕业生，就业质量（稳定性、工资收入等）低于本专科生。由于高职生源更多来源于农村、偏远山区，高职学生就读和毕业对于扶贫所发挥的效益大于本专科的学生。

    如果按照以上情况外推，高职扩招发挥社会效益首先在扶贫。这种效益发挥的具体过程是：贫困学生家庭资源与信息有限，能上中职享受政府津贴就感到十分满意，在他们所能接触的信息及相关条件范围内，上高职是现实中与自己最切近的进入更好生活的路径。这些通常是不适合城市以及乡村学业成绩或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的。对于选择高职的学生，一旦有一种因素改变，比如获得更多的信息、有另一种可利用资源、发现另一种更有效的路径，他们就可能改变想法，高职对于扶贫的效益就很难在发生改变的学生身上发挥。

    2020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总数是1071万人，比2019年报名人数增加40万，大部分省份的报考人数呈上升的趋势，其中有高中普及率提升的因素，也有中职生报名参加高考人数增加的因素。那些挤进高考报名的中职生就是上面所说的变化的因素。根据2010年来历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逐年上升的趋势外推，2020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即便维持在80%左右，也使得高职扩招生源的上边界下移，下边界需要进一步向下拓展，生源上下边界变化本身也使需求关系与状况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高职扩招显然引发供给强势提升，需求更加疲软，扩招后的效果更加取决于需求。

    高职扩招发生效益的前提，依然是在当下尚不明朗的就业需求。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看，人们在做决策时，会基于自身利益寻求最大化的效用，这点对高职院校及相关的行政部门而言，就能很好解释扩招的诉求。对于考生而言，每年有不少中职毕业生想方设法挤入高考，进入一般本专科院校，事实上就是力图回避甚至力求抛弃自己通过中职直升通道对高职的需求，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用人机构而言，追求学历的倾向依然存在，能找到本科生就不用高职生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样的复杂情况决定着高职在未来的变局及发展中依然存在诸多未知数。

    高职扩招更应考虑需求方

    在2019年对高职院校扩招的调查中，不少学校都反映了一种情况：学校对上级的要求当然要执行，对于有专项经费配套的扩招指标也欢迎，但在招收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的时候，出现工学矛盾。不少人愿意报名，希望获得资助，却难以按学校的要求上课，如果来上课，就要丢掉打工的机会和收入，就连自己当下急需的微薄收入都难以保住，更无法预期就读后的未来有多大的收益。对于拖家带口的成年人，求学与饭碗之间哪个更重要、更必不可少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出现了一些报过名进入扩招名册却未能到校上课的人。深入考察这种情况，还属于学员的需求与自身效用最大化和高职院校、政府部门的需求与自身效用之间难以耦合的问题。根子仍然在需求。

    也就是说，高职扩招仍然存在对需求了解不完全、不充分、不细致的问题。高职扩招无疑是在为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考虑，但在积极动员他们进入高职的时候，是否了解进入高职对不同对象属于需求的什么层级与位次？同样，用人机构对于高职毕业生的需求处在什么层级和位次？也是决策中必须了解的基础信息。对高职扩招中不同主体的需求层级、满足次序未能充分考虑，这些都直接影响着高职扩招的效果。管理部门在决策的整体有效性、稀缺性资源配置的适恰性、方案设计的多主体参与方面尚有改进空间。

    无论上级部门如何要求“各地要综合考虑生源情况、办学条件、经济支撑等因素，按照向优质高职院校倾斜，向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率高的专业倾斜，向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倾斜的原则，合理确定分学校招生计划，并指导学校做好分专业招生计划安排”，它依然是在供给方的调整与改变，依然属于一种计划，没有市场的另一方参与就难以确定它的成效如何。市场可能失灵，没有需求方参与的计划，比市场可能导致的失灵风险更大。

    简而言之，政府在疫情面前改善民生有决策优势，但需要充分发挥各相关主体共建共治的机制，才能获得良好效益。仅仅站在供给方做好高职扩招各个环节的工作，仅仅以计划的方式规划一切，仅仅从行政视角实施管理，都难免带有主观性，都难以有效实现政策目标。

    做好高职扩招工作，提高工作成效的关键在于看到需求的重要性，尊重需求主体自主选择，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需求，与各方需求主体建立良性共建共治机制，形成供需双方协同，在此基础上科学编制培养方案，提高可持续性，才能成为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