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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上一轮，本轮去产能工作态度更为坚决，力度更大，政策更严。
截至4月底，2017年全国共退出煤炭产能6897万吨，已完成年度任务的46%。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战略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吴立新说，2017年将依法依规加快淘汰灾害严重、资源枯竭、技术装备落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煤炭产业政策的煤矿，重点淘汰30万吨以下的落后产能，预计2017年煤炭去产能1.5 亿吨。
更严去产能
从电厂发电到居民取暖，从烧制水泥熟料到铸造钢铁，煤炭一直是我国不可替代的主体能源。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及燃煤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煤炭消费在2013年达到42.44亿吨峰值后逐年下降，至2015年已不足40亿吨。强力支撑渐失，现有超过 57 亿吨煤炭产能何去何从？
过去10年间，煤炭业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去产能运动。一次是2005年到2008年，当时全国政策性关闭破产煤矿约260家，财政核定费用757亿元，但由于部分关闭煤矿其实并未闭坑，市场回暖后复产比例很大。
开始于2013年的这一轮去产能工作则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大势能。一方面是经济转型和生态环境的外力倒逼，另一方面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合力之下，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势在必行，去产能也成为煤炭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
“煤炭行业实施供给侧改革有望成为解决煤炭困局的关键，改革的重点任务是通过去产能，优化供应结构，匹配社会需求。”煤炭科学院吴立新表示。
若以吨位计，煤炭在钢铁、电力、水泥等几大产能过剩行业中位居第一。尽管有过一轮去产能运动，但据统计，2006年以来，全国煤炭业累计新增产能30多亿吨，到2015年煤炭生产矿井产能超过57亿吨，产能过剩超过15亿吨。随着新增产能进入集中释放期，去产能任务压力山大。
在新晋煤炭第一大省份内蒙古，2005年到2015年的10年间，原煤生产量从2.5 亿吨猛增至19.3 亿吨，目前在建煤炭产能2亿到3亿吨，建成和在建产能过剩高达30%到40%。
和上一轮比，本轮去产能更为坚决，力度更大，政策更严。去年2月发布的《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
同时，从2016年起，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在建煤矿项目按一定比例与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挂钩。严控超能力生产，各煤矿从2016年开始，按全年作业时间不超过276个工作日重新确定产能。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战略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吴立新介绍，“十三五”期间煤炭10亿吨去产能目标中，淘汰落后小煤矿占4亿吨，因资源条件较差而退出的占3亿吨，整合重组后仍扭亏无望的占2亿吨，上一轮改制后竞争力仍较弱的约占1亿吨。
“进行科学产能研究时，分成了5个区域，并将去产能目标按区域做了划分。”她说，从淘汰落后小煤矿来看，晋陕蒙宁甘和华南地区占比较大，资源条件部分华东地区占比较大，整合重组仍扭亏无望的晋陕蒙宁甘地区占比较大。
表现在具体数值上，晋陕蒙宁甘地区去产能力度最大，为 3.5亿吨，其次是华东为3亿吨，华南为 2.2亿吨，东北为1亿吨，新青地区为600万吨。
目前，政策组合拳已经起效。吴立新说：“化解产能成果明显，2016年退出2.9亿吨，减量化生产同样效果明显，控制了6亿吨产能。不管是煤企还是发电企业，库存明显下降，煤炭价格回升幅度较高，企业效益有所改善。”2016年11月28日，秦皇岛港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价格为672元/吨，比年初回升302元/吨，涨幅高达81.6%。
2.9亿吨，已超额完成年初设定的2.5亿吨的任务。而且，去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34.1亿吨，同比下降10.2%；煤炭消费27亿吨，下降4.7%，煤炭去产能降幅高于消费降幅。
不过，去产能政策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吴立新分析，比如煤炭进口量大增，2016年进口煤炭2.56亿吨，同比增长25.2%；净进口2.47亿吨，同比增长24.2%。同时，供应与需求缺口拉大，价格上升造成下游运营成本上升。276个工作日的施行造成产能利用率浪费，总体吨煤运营成本会提高。
伴随诸多难题
吴立新谈道，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是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同时，去产能也伴随着去杠杆、降成本、体制机制创新及提高科学供应水平等改革任务，并带来了人员安置、税收减少、杠杆增加等问题。
尽管受去产能政策、下游需求逐渐回暖等因素影响，2016年下半年以来，煤价出现稳步上涨情况，但整体而言，煤炭企业杠杆增加、负债问题突出、降成本难度大等问题集中显现，提升行业整体科学产能水平任重而道远。
2012年至2016年，煤炭行业资产负债率从53.6%升至70.1%，升幅达16.5%，而同期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仅上升1.2%，“煤炭企业负债水平上升非常快，远远超出工业平均水平。”吴立新说。
由于需求减弱，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煤产区近半数煤矿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2015年，90%的煤炭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大量煤炭企业出现减发、缓发工资现象。截至2016年6月，只占全部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1.9%的煤炭企业亏损额却占到了全部工业企业的9.4%，接近十分之一，利润仅占全国工业的0.3%。
人员安置是化解过剩产能面临的最大难题。吴立新说，煤矿单一的劳动力、技术结构使人员安置十分困难，尤其是技能优势不明显、年龄较大的职工，自身动力不强，内部安置空间小，社会分流的市场有限，对外部创业的保障性又有所担忧。“目前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企业欠发职工工资、欠缴社保费用、解除劳动合同职工的经济补偿、发放提前退养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等，培训和待岗期间没有资金来源。”
而且，一些国有煤矿企业管理体系繁杂，人员结构臃肿，非生产人员多。生产工人老化严重，人员结构和现有劳动力需求不匹配，其劳动技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和竞争力要求。同时，长期计划经济形成惯性和惰性，员工学习意识不强，无法适应转型，分流消化难度大。
吴立新说，虽然一些地方政府提供了农垦、林业、公益等岗位，客观上分担了压力，但数量上难以满足需求，一定程度上将压力推向了社会，不能起到真正长久性分流作用。
提升科学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一大目的是提升科学产能。中国煤控项目课题组曾在产能控制并提高生态、安全、环境等标准的政策情景下，计算出2020年煤炭科学产能比例的目标为71%；2030年后，淘汰约20亿吨非科学产能后，煤炭科学产能比例提升至100%。
目前显然还存在较大差距，除去淘汰落后产能和消化过剩产能任务艰巨外，产业结构不合理、行业发展不平衡、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生态环境约束凸显等问题极为突出，提升科学产能水平任重道远。
我国中小煤矿数量仍然居多，全国1.08万处煤矿中，年产30万吨及以下近7000处。虽然有部分企业已经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但煤炭行业产业集中度低，一大批老矿区的煤炭企业竞争力不强、转型发展困难的问题仍十分突出。
以生态约束为例，全国煤矿采空区土地塌陷面积总计达100万公顷，且每年新增采空区6万公顷左右。煤矸石堆积占用大量土地，造成严重土壤污染。由于我国煤炭需求总量较大，煤炭生产和消费方式粗放问题突出，行业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面临巨大舆论压力。
尽管此轮去产能政策取得初步成效，供需基本面有所好转，煤炭价格逐步回升，职工安置工作也在妥善开展，但由于煤矿退出机制不健全，使得一批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煤矿资源枯竭、井深巷远、安全保障程度低且扭亏无望的煤矿退出缺少政策支持。
吴立新建议，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煤炭企业，提出差异性退出政策。对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建成、做出较大历史贡献、社会负担沉重、面临资源枯竭的煤矿，给予重点扶持；针对市场经济时间建成，面临资源枯竭、灾害严重、地质条件复杂、煤质差无市场的煤矿，通过产能置换、财政奖励等市场化方式予以引导；针对市场经济时期建成，不合法合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或符合淘汰落后产能标准的煤矿，通过法规、标准等强制退出。
“有些企业是政策性退出，有些是市场化退出，有些是法治化退出。”吴立新说。
吴立新还建议，国家应借鉴主要产煤国煤矿关闭退出的成功经验，通过资源税收入、国有资本收益等渠道设立煤矿关闭退出专项基金和转型发展资金，用于资产处置、塌陷区治理、新产业引导等，加快对资源枯竭、高硫高灰、灾害严重、扭亏无望的老国有煤矿退出支持，增强其转型动力。
近年，通过工程承包、新建企业、兼并并购等方式，一些大型煤炭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布局海外。吴立新表示，煤炭企业应拓展“走出去”绿色产能合作空间，将我国科学产能、绿色开采等先进理念、技术、标准移植到周边国家，促进当地煤炭科学有序发展，实现合作共赢，中国煤控项目课题组为此制定了煤炭企业“一带一路”绿色产能合作指标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