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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人口外流背后

一个地区的人口流失与经济下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且往往会相互作用,造成恶性循环。

□ 本刊记者 郭铁 胡飞 《 民生周刊 》(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提起“七大厂”,几乎无人不知。人们口中的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车辆厂、和平厂、建华厂、北钢、一重,见证了齐齐哈尔市重工业发展曾经的辉煌,却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个东北城市及它的工业正在慢慢老去。

    衰老的痕迹体现在七大厂的日渐衰败与青壮年劳动力的逐渐外流。根据齐齐哈尔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按户籍人口统计,2014年全市共迁入48075人,迁出85854人,净迁出37779人。而对比2013年统计数据,齐齐哈尔市户籍人口净流出数量为25381人,流出速度呈加快趋势。

    这种现象在东三省并不是个例。2014年底,有媒体以“东三省每年人口净流出180万”为题,对东三省经济失速及人口外流问题做了报道。尽管每年流出180万人口的表述并不准确,但对比第四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东三省人口外流数量正在呈现加剧态势。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地区的人口流失与经济下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且往往会相互作用,造成恶性循环。

    流失的人口

    齐齐哈尔市统计局人口科科长杜金岩通过翻阅历年人口统计年鉴发现,大致从2011年开始,该市户籍人口就出现了净流出现象,这其中还不包括户籍在齐齐哈尔但人在外地的流动人员。

    现年22岁的王世和(化名)是齐齐哈尔市的一名出租司机,他清楚记得去年同学聚会时,到场的10名同学中,只有他一人留在了齐齐哈尔,其余9人全在外地读书、工作。而根据他的经验,“凡是在外地读书的,基本上就回不来了。”

    王世和在2012年也有过短暂的北漂经历。这一年的9月16日,他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到达目的地后,王世和找到了一份热线接听工作,月收入两三千元,生活并不宽裕。他和朋友租住在一个隔断间里,起初住在南三环,后来随着房租的上涨搬到了大兴。

    半年后,王世和生了一场病,因“看不起病”回到了齐齐哈尔,并开起了出租车,年收入四五万元。这在当地来说已算是一份不错的收入。不久,王世和的朋友结束了3年的北漂生活,回到齐齐哈尔,却至今找不到工作。

    与王世和情况不同,2011年,一直在哈尔滨做技术工作的孙海涛(化名)迫于父母压力回到了齐齐哈尔,并进入齐重数控装备公司工作。齐重数控原为齐齐哈尔赫赫有名的第一机床厂,2006年底由原来的国有重工企业改制为如今的民营企业。

    孙海涛大学毕业时在江苏常州实习了一年,后因当地重工业企业较少,便回到了黑龙江。孙海涛所读大学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因此同学大多来自省内。在他的印象里,留在省内工作的同学并不多,大都去了大连、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沿齐重数控北门前行几百米,就来到了孙海涛目前居住的齐重数控大学生公寓。每至傍晚5点,下班回来的“大学生员工”使漆黑陈旧的宿舍楼顿时热闹起来。

    据宿舍楼值班工作人员介绍,公寓有70多个房间,单位效益最好时,每个房间住了8人还住不下。大致从2013年开始,陆续有员工离开公寓,如今每个房间只有2到3人,住宿人数从过去的五六百人下降到如今的一百多人。

    人口及人才的流失也反映在企业招工问题上。据齐重数控装备公司宣传部部长宋淑芳介绍,企业几乎每年都会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人才,但很多应届毕业生不愿意到齐齐哈尔来。而在几年前,齐重数控还被南方一些机床企业挖过墙脚,个别有经验的老员工抵挡不住南方地区较好的薪资待遇及子女上学条件等诱惑,举家离开齐齐哈尔迁到了南方。

    “如今我们再招应届毕业生时,外地孩子几乎不敢要,即使他们来了也待不长。”宋淑芳说。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不久前,她刚刚参加了市里举办的座谈会,并与多家单位一同呼吁市里出台相应的人才政策。

    “东三省现在的人口流出原因与上世纪90年代下岗潮时期相比是不同的。上世纪90年代是经济结构突然转型,经济秩序突然变化,人们不得不外出谋生。如果说过去人口外流更多是生存型的,那现在更多的是发展需要。”王广州说。

    重工辉煌不再

    “在齐齐哈尔若是没有文化,男的不出苦力一个月只能赚1000多元,出苦力能赚到两三千元;女的卖衣服一个月差不多能赚2000多元。”王世和说。

    如今,在厂里工作3年多的孙海涛在工作之余考取会计证后,又开始复习公务员考试。在他心目中,齐齐哈尔最好的工作排序为:公务员、铁路、医生、教师,最后是国企。

    这种排序与收入直接相关。孙海涛说,自他2011年来厂后,单位效益就“一年不如一年”。尽管第一机床厂已经完成了改制,彻底变为一家民营企业,但孙海涛始终感觉企业的管理模式还保留着原来国企的“作风”,员工懒惰拖沓,自己打心眼里不喜欢。

    然而回顾历史,今年93岁高龄的原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老干部廉宝泉却依然记得厂子发展的黄金时代。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为了保证工业建设安全,七大厂决定从辽宁沈阳搬到后方齐齐哈尔。同年10月20日,廉宝泉和另外两名干部外加7名护厂队队员在货车车厢里熬过两天两夜后,先行到达齐齐哈尔。从此,七大厂和几万远道而来的工人们扎根在齐齐哈尔,也支撑起了当地的第二产业。

    廉宝泉1982年退休,退休前负责产品销售,刚好见证了厂子效益最好的那段时期。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前期,国企产品全部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廉宝泉清楚记得当时一厂的产品十分畅销,好多地区托关系来买机床,甚至连一些不合格产品都有人要。

    “当时能进国营厂算是最好的工作。一厂当时全国有名,和另外十几家重工厂并称为国家的‘十八罗汉’。我们一厂在正常工资基础上还额外给工人多开10%工资,比政府部门收入高,好多人愿意去工厂也不愿意去政府。现在正好反过来了。”廉宝泉说。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一厂效益开始下滑,此时正值国企转型改制,大批工人下岗,辽吉黑全面进入“东北现象”。2006年底,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被浙江天马轴承收购,全面改制为民营企业。改制后,企业保留了原有的大部分职工,并在2006年至2010年的4年时间里扭亏为盈。

    与此同时,尚属国企性质的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也创造出了较好的销售业绩。2000年左右,齐二厂进行了公司制改革,产品研发、产量、质量从此都有了大幅提升。2006年到2009年效益最好时,二厂工人往往要加班到夜里12点,几个大型生产车间宽阔的地面上“几乎没有下脚地”。

    然而在经历几年的产业爆发后,整个机床行业的市场需求终于达到饱和状态。再加上宏观经济环境下行,机床行业门槛低、竞争激烈,机床产品生产周期长、成本高、回款慢等因素,从2011年开始,齐重数控、齐二厂的销售额开始下滑,库存高企,如今产量纷纷下调了近一半,工人工资也随即大幅跳水。

    据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某负责人透露,企业如今已经停止招收新人,往年招收的应届大学生也已经走了一半。

    颓势不仅局限在机床行业,除隶属铁路部门的车辆厂外,齐齐哈尔其余六大厂都面临着严冬期,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死不活”。除七大厂外,齐齐哈尔原有的一家全国最大造纸厂也在几年前破产倒闭。

    新东北现象

    齐齐哈尔的工业发展与人才困局恰恰是整个东北经济的一个切面。眼下东北正在经历经济下行的严冬期,有人将其称为新常态下的“新东北现象”。

    2013年,东三省在全国31个省份的GDP增速排行中全都位于后10名,其中黑龙江位列倒数第三。2014年除吉林外,辽宁和黑龙江地区的GDP指标仍不乐观,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同比回落了2.9个百分点,而黑龙江在过去一年里的GDP增速仅为5.6%,再次排名倒数。

    在今年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辽宁省省长李希在分析省内经济指标未能完成预期目标时,将原因主要归于宏观经济影响、产能过剩以及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黑龙江省省长陆昊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去年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归于工业结构不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经济失速在人口统计数据上也得到了印证。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统计时间点,辽宁4374万人口共流出89万,吉林2745万人口共流出125万,黑龙江3831万人口共流出200万。东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人口,净流出180万。

    “现在看来是黑龙江跑得最多,这也验证了黑龙江经济的不景气,也说明吉林和黑龙江的经济要比辽宁差。”王广州指出,造成人口迁移流动的第一因素就是务工经商,能解释70%左右的原因。此外,如学习培训、回迁人员等,其实质也与务工、经商有关。

    对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统计时间点,辽宁流出人口28.22万,吉林流出人口33.5万,黑龙江流出人口76万,而与174万流入人口相减,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入36万。

    王广州认为,从2000年的“五普”结果来看,东北三省的人口结构大致是平衡的,但从2010年的“六普”结果来看,东三省人口正呈现外流趋势。“现在还不清楚这180万人口外流是在多长时间内发生的,就怕是非线性的,可能越跑越快。”

    过高的城镇化率、较低的生育率、不断外流的青壮年劳动力,使东北这个共和国长子似乎变得垂垂老矣。2014年8月,第二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规划出台,给予东三省经济发展新的机遇。

    然而在政策落地之前,廉宝泉心心念念的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已经变卖了土地,不久后将搬离市区,搬离廉宝泉这些第一代老工人的视野。那栋存在了几十年的老厂房即将毁于推土机下,伴随那段黄金岁月一同消失在齐齐哈尔人的记忆里。

加减乘除破解“新东北现象”
齐齐哈尔:人口外流背后
东北人闯京城
新常态下要靠改革激发活力
资源型城市“危中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