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法规何时修改？

    最近，《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报告》出版，这是中国首部城市青年社会组织运行状况蓝皮书。报告显示，中国城市青年社会组织多数未登记注册，国内尚缺乏组织严密、规模庞大、影响巨大的青年组织。

    虽然各地开始逐渐放开社会组织登记，但由于法律法规未跟上，各地开放程度差异很大，缺乏统一标准和流程。社会组织能否注册成功，完全凭运气。有些即便注册成功，也极难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竞标或申请免税等资格。 

    如果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实质性修改，即便有政策，民间组织也很难突破行政管制和行业垄断这两大瓶颈。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当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共同发展时，社会才能步上健康之途。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肩负着不同的权利与责任，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政府和企业无法替代的。与政府直接管理社会相比，社会组织不仅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广泛的渠道、更细腻的方式，也能有效降低治理成本；与以利润为目的的市场比起来，社会组织的公益行为有助于达成资源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换句话说，政府和市场之手伸不到的地方，正是社会组织的用武之地，它可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效。

    这些年，由于法律法规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使一些本应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功能被叠加到了政府身上。广东改革较早，转型期矛盾暴露得也早。前些年的富士康跳楼及增城、古巷群体性事件，都表明新一代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诉求愈发强烈。由于缺乏代表这部分民众利益的社会组织，使得很多类似矛盾找不到解决与协商平台，大量底层民众的利益得不到表达和维护。

    社会要稳定，无疑需要在政府和民众间诞生更多中介性平台。理性的民众，通常擅于自我组织与管理。散沙般的民众因无力维护自身权利，极易受形势所迫成为暴民。如果社会组织能有效参与公共管理，不仅能使社会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也使各阶层间有了沟通与协调渠道。社会组织在释放社会压力和缓解社会矛盾方面作用显著。

    社会组织的作用在经济领域同样有效。很多大企业的垄断影响到中小企业的成长，如果中小企业能建立行业性的社会组织，无疑会成为限制垄断的力量。仅依靠大政府已无法适应社会结构和市场经济日趋复杂化的态势，这也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由于政府过去一直扮演全能型管理角色，对社会组织有很强戒备心。很多地方政府仍惯性地认为社会管理权只在政府手中，这种思维背离了社会现实。市民对单位的摆脱、农民对乡土的逃离，都给社会治理带来空白点。只有政府放权，社会组织才可能深入空白地带，社会组织的行为有效，等于为政府减压。

    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但由于政府未放开管理限制，未形成竞争态势，导致很多腐败。这与缺少健全的法规有很大关联。由于法规滞后，很多社会组织连合法身份都没有，谈何发展？

    继续扩张政府权力还是让社会自主壮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60条已给出答案。需要地方政府走出过度依赖政府权力的管理模式，给社会组织更大空间。只有加快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多元化制度建设，逐步形成对社会组织发展有益的法律和资源支持体系，才可能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