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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些全国性工业领域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去年10月1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规划了未来五年中国化解产能过剩的路线图，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五大行业实施分业施策。
国际上公认的产能利用率正常水平为80%左右。据统计，2012年底我国39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2013年全国6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基本低于80%，产能过剩甚至从传统行业向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扩展。
面对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如何求解？
反省行政干预
数据表明，这并非我国出现的第一轮产能过剩，但却是至今为止最严重的一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过四次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后来做了三年治理整顿；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主要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三次是在非典以后，2004年对产能过剩又有比较多的议论；还有一次就是目前的产能过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冯飞曾表示，这一次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水平，而且市场机制对产能抑制、矫正产能过剩是失效的。
自《指导意见》发布以来，全国各地开始了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工作。2013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成调研组，赴河南、山东进行专题调研。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任调研组组长。“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人们存在宏观上承认（产能）过剩，微观上不承认（产能）过剩；行业内过剩，我不过剩；被点名的行业过剩，不被点名的行业不过剩等情况。”李毅中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
李毅中总结，产能过剩不只是点名的五个行业，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最近石化协会给了我一份材料，显示石化领域下面的14个小行业几乎全部（产能）过剩，设备利用率远远低于点名的五个行业，所以我们对产能过剩不要掩饰，打埋伏。”
“关键是要达成共识，才能解决问题。”李毅中说。
2014年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举办的“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化解产能过剩”提案办理协商会（以下简称“协商会”）上，虽然李毅中将严重产能过剩的责任进行了个人承担，但是，不少官员和学者仍将产能过剩的根源指向了政府决策本身。
“一方面，各级政府就某一热点产业集中实施所谓‘加速推进规划和支持政策’，提倡和鼓励除了一系列包括光伏等新能源在内等过剩型新兴产业，以及造船、钢铁平板玻璃在内的传统产业产能；另一方面，政府按照产业政策进行审批，审批内容越多越难，行政壁垒越高，同时意味着突破该壁垒的利润也就越高，结果是产能过剩反而更加严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前因为产能过剩而放弃行政审批、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纺织行业，则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从此意义看，我国的产能过剩其实是政府产业政策造成的。”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分析说。
对于特定产业政策，他表示，“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实际障碍之一，在于那些为了扶持或限制某些特定产业而制定的财税、信贷、外汇乃至土地、人才等一系列扭曲市场机制的政策。”他认为，这种产业政策到了应该率先转型的关键时刻。
协商会上，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招商也被多次诟病。“深层次看，我国当前的产能严重过剩，主要不是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而主要是各地政府‘跨越发展’冲动、发展速度竞赛以及随之而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非理性地上项目、铺摊子导致的。”民进中央在今年的一份提案中写道。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总经理李谠在基层考察时，发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情之高，令人难以想象。“地方招商引资的热情太高了，央企老总下去，每天都被领导包围着，有那么多资本可招吗？”
从“控制”到“化解”
国务院《指导意见》针对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定下了8条主要任务：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清理整顿建成违规产能、淘汰和退出落后产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开拓国内市场需求、积极拓展对外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建立长效机制等。
“以前是控制产能过剩，现在谈化解产能过剩，其实就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
上述协商会因为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等10个国家部委主要领导作为提案承办单位出席而被媒体称为“十堂会审”。
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巡视员张小济表示，“老板和债权人才最操心产能过剩的问题，最重要的国资委和银行都没来，市场的作用怎么发挥？这次会就等于隔靴搔痒。”
张小济对此轮化解产能过剩是否会真正发挥市场作用表示怀疑。“当初企业的准生证是政府发的，现在死亡、改嫁、过继（关停并转——编者注），还是政府发证。整个过程还是没有发挥市场的力量。”张小济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
“目前的产能过剩，有两个传统原因：地方政府GDP考核和地方政府追求税收。还出现了一个新因素，就是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大部分都是国企。我认为发挥市场作用就要从大型国企开始，让国企资本化，运用资本的力量来清理过剩产能。资本所有者是最痛恨产能过剩，可以建立若干的投资基金，投资者以利润为导向，他会主动要求国有企业去调整产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对《民生周刊》记者说。
针对过剩产能如何顺利“走出去”，一些人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扩大国际市场，要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企业遇到的问题非常多。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太多太分散，如果要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政府应该转换我们的管理意识，强化服务，不要继续折腾企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表示。
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认为，引导企业“走出去”，政府各部门在这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审批的程序不够合理，需要改革；我国外汇管理的机制比较僵化，需要改革；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法律、贸易问题，非常希望中国大使馆能够提供帮助，大使馆能不能设立这样的参赞？企业在收购的过程中遇到障碍，能不能有社会化的专业组织提供服务？”徐晓兰认为，归根结底是政府转变职能还没有完全到位，管得太多，服务太少。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认为，要压减过剩产能，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排放标准来监管企业，“如果能认真监管，一定会有很多违规、落后产能浮出水面。”
预防化解后遗症
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是重中之重，而如何减少化解过程中出现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也屡被提及。
全国政协委员李钺锋在今年两会提案中提出，2010年至2013年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了约150亿元奖励资金，用于淘汰落后产能中的职工安置、债务化解等，虽有效促进了淘汰落后产能，但也引起了部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
“由于中央财政奖励资金与企业员工安置费用相差太大，导致部分淘汰落后产能中企业职工因未能得到妥善安置，集体上访、闹事等情况时有发生，给社会安全、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李钺锋表示。
以钢铁大户河北省唐山为例，面对化解产能过剩等带来的压力，唐山市深觉喘不过气。
“五年内全国需要压减的钢铁产能总共就8000万吨，而唐山四年内压减的粗钢产能就达到4000万吨，唐山的压力可想而知。”全国政协委员、唐山市政协副主席沈瑾对《民生周刊》表示。
河北省唐山市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被认为尤其严重，根据《河北省削减煤炭消费及压减钢铁等产能任务分解方案》要求，到2017年底，全省共压减炼铁产能6672万吨、粗钢产能6726万吨，其中，唐山市需压减炼铁产能2800万吨、粗钢产能4000万吨，数量之大，令人唏嘘。
在2014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沈瑾提交了《关于设立国家级化解产能过剩试点城市的提案》。“化解产能不是简单地一关了之，存在着需要大量继续高度关注的矛盾问题。以唐山市为例，化解产能过剩会带来财政减收压力、资金损失压力、就业压力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2012年的数据显示，唐山市每吨钢的平均税金为142元，在2017年之前若能顺利压减4000万吨粗钢产能，将直接减少税收56.8亿元。
另一方面，根据沈瑾从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唐山每吨钢生产的直接就业人员为17人，按照压减4000万吨产能计算，将会影响到直接就业人员6.8万人、间接就业人员34万人的就业。
“鉴于唐山化解产能总量占全国比例之高，同时也需要摸索一条和谐解决矛盾的发展模式，建议将唐山市设立为国家级化解过剩产能试点城市，探索道路，总结经验，为全国化解过剩产能、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沈瑾表示，化解产能过剩对唐山市一场硬仗，试点城市能够帮助唐山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