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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北京

“我们非常期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早日出台,加快改善环京县区生产生活条件,尽早惠及广大群众。”

本刊记者 赵雪涛 于海军 郭鹏 《 民生周刊 》(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主要的是顶层设计,对三地进行明确的定位。”张建顺在总结这些年对接北京的工作时说,只有明确之后,才能在产业发展和基础建设上更具针对性。

 

    火车从北京出发,一开始还是满目青山,可一进河北省怀来县界,山坡上的植被就稀少起来。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怀来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市东南部。走在当地中心区的大街上,到处可见挂着京牌的车辆和北京人熟悉的“当代商城”等商厦,京、怀两地紧密程度可见一斑。

    3月12日,在怀来县委办公楼,《民生周刊》记者没能采访到县委书记郭英。怀来县常务副县长张建顺透露,郭英当时正在北京对接航天五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怀来产业基地项目,之后又与前来调研的河北省委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座谈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话题由来已久,怀来近年来也在不断尝试“靠近”北京。

    生态“加减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我们交界的延庆县发展还落后于我们。”怀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志杰对《民生周刊》记者说。自1996年进入组织部后,他感到怀来开始被延庆慢慢赶超。

    “延庆在北京的区县里经济实力并不强,但因为主要发展生态而获得北京市政府的支持,每年公共预算达百八十亿元。怀来县在张家口地区算是不错的县了,但由于不是国家贫困县,享受不到国家财政补助,每年公共预算只有八九个亿。”陆志杰说。

    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与地缘有关。

    怀来及附近涿鹿、赤城三县的13个乡镇与北京市接壤,境内的永定河水系、潮白河水系与北京直接相连,是北京地表水主要来源地之一。而作为首都重要水源地之一的官厅水库,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在怀来。正因为处于北京的上风口、水源地和生态屏障,长期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张建顺坦陈,怀来既要发展经济,也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在做好转型升级的“减法”和“加法”中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减法”上,2005年以来,怀来先后关闭了51家污染企业,包括钢厂、水泥厂等。最近,又关闭了全国闻名的土木煤炭市场,导致当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大幅度降低,“每年财政减少2亿元左右。”

    “在‘加法’上,投入又严重不足。特别是在维护官厅水库生态环境、实施高速公路及国省干道两侧绿化工程上,仍需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但因自身财力不足,难以实现快速改善。”张建顺说。

    陈涛是怀来县林业局造林站的一名工作人员,自2007年到造林站工作后,一直从事官厅水库周边的造林绿化工作。

    “2009年,北京与河北达成生态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北京为了加强西部的生态屏障、改善官厅水库水质和怀来的生态环境,一期出资2500万元,在怀来境内的官厅水库周边搞绿化,计划三年内绿化5万亩,每亩补助怀来500元。”陈涛说。

    官厅水库周边有14万亩可供绿化的荒山。2011年,在一期绿化工程完成后,北京方面觉得成果比较理想,于是在2012年再次与怀来合作,实施为期4年的二期工程,计划绿化4万亩荒山,每亩补助也由500元变成了1000元。

    虽然补助翻了番,但造林资金紧张的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怀来造林成本比较高。”陈涛分析,首先是气候原因,当地属半干旱半湿润过渡带,每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植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雨水充沛的年份,树苗成活率高,相反成活率则低。

    其次,由于物价上涨,劳务成本不断攀升,虽然种树基本以当地农民为主,但农民也会权衡外出打工和植种两者间的收益高低。此外,后期管护成本也较高。

    “据我了解,北京一亩地的补助最少也得五六千元;平原大造林项目更多,一亩补助达2万多元。”陈涛不无羡慕地说。

    “公转”与“自转”

    紧邻首都北京是把“双刃剑”,被关上一道门的怀来,推开了另一扇窗。用张建顺的话说,怀来在服务北京、做好“公转”的同时,也在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不断自主探索如何对接北京,做好“自转”。

    然而,“自转”之路并不平坦。

    “我们和北京区县在行政级别上是不对等的。”陆志杰说,对方属于厅级,怀来是处级,“相当于人家乡镇一级”。“这就给对接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比如以前怀来派个部长去联系事情,对方出个副部长接待,而且明显感到对方不热情,在敷衍。”

    对此感触较深的还有怀来县交通局计划科科长宋玉恒。据他透露,早在2008年,怀来县就开始和相邻的北京区县沟通道路对接事宜。“一开始,北京方面可能对我们的情况不了解,对于道路对接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好像也不愿跟周边的河北县城有交往。有时候我们还会被推给北京市有关部门。”

    “除了规格上不对等,行政区域的利益也是造成对接困难的一个原因。可以说,要推动一件事情很费劲,必须反复联系,要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精神。”陆志杰说,引进S2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北京市郊铁路S2线在2012年12月引入怀来。宋玉恒参与了当时的洽谈工作,从当年年初开始便不断和北京铁路局及负责S2线运营的公司联系沟通,“遇到很大难题”。

    “S2如果延伸到怀来等于加开了35公里,那么势必因运力不足造成北京某些区县内车次减少。一开始,当地群众和县里不太同意,后来经过北京市领导出面协调,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整个过程花了一年才跑下来。”宋玉恒说,最近,北京有关方面准备再买两台新机车,以增加运力,争取年底到位,这样就能实现两地朝发夕归,进一步方便怀来及周边县百姓出行。

    据《民生周刊》记者了解,除了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对接以及生态对接外,近年来,怀来还在人才及产业方面积极与北京对接。

    “作为张家口市对接北京的桥头堡,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我们的邻京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对于现实问题,张建顺没有回避,并列出了三点不足:“层次还不高、对接还不深、成果还不明显”。

    他解释说,“层次还不高”是指只针对与北京的相邻县区沟通对接,停留在县一级和企业、民间的沟通;“对接还不深”,是指仅仅在生态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某个项目上与北京进行了合作,在体制机制上融入得不深、衔接得不紧密;“成果还不明显”,是指在与北京的对接中双向合作少,导致各方面工作推进不够快、效果不够好。

    深度互动

    怀来与周边北京县区的双向合作也有少数案例。2013年5月10日,延庆县与怀来县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确定联合举办世界葡萄大会,这被怀来看作是融入北京的一个契机。

    “延庆跟怀来关系很特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地都属察哈尔省。如今,两地通婚的也特多,许多怀来姑娘都嫁到延庆去了。我的姑姑也在上世纪七十代年嫁到那边,每年我都去延庆看她一次。”陆志杰说。

    谈起这次合作,陆志杰认为,世界葡萄大会让双方更加紧密起来,是一件互补双赢的事情。“怀来葡萄种植面积27万亩左右,葡萄品种也比较多,既有鲜食葡萄也有酿酒葡萄。此外,在建或已建成的葡萄酒庄和酒堡有30多个,有品牌的不下10多家,应该说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档次。而延庆在这些方面与怀来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组织国际性活动的经验和能力比我们强。”

    此外,框架协议还提出,双方共同打造和使用“延怀产区”品牌,逐步将“延怀产区”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好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所谓‘延怀产区’是一个地理标志。现在我们这边的葡萄酒瓶上都标示有‘沙城产区’,今后可能就改成‘延怀产区’。这是延庆主动提出来的,统一标识的工作目前正在向前推进。”陆志杰说。

    框架协议中还有一条引人关注:双方实施以“互派人才100名,学习锻炼100天”为内容的“双百工程”。

    陆志杰说:“挂职这事对于北京区县来说挺为难的,因为各地挂职的人多,吃住都得人家管,人家还得给你腾出办公桌。好在延庆挺客气,接纳了我们。通过挂职,我们感受到在农业产业化方面,确实和延庆的差距非常大。”

    陆志杰举了个例子,怀来的苹果2、3元一斤时,延庆的苹果能卖到12元一斤;怀来市场上还没有葡萄时,延庆的葡萄已经提前两个月上市了,一上市就能卖到30元至40元一斤,而且一年能结两次果。“有如此大的差别,原因是延庆发展的基本都是有机农业,不打农药。”

    这个“情报”是怀来县科技局苗鸿雁带回来的。2013年9月中旬,他被派到延庆县科委挂职,职务是一把手助理。

    挂职期间,苗鸿雁考察了北京绿富隆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有一个500亩的蔬菜基地,温室大棚非常多,实力非常强。此外,还有一个2万亩的农产品加工基地,技术含量高,市场非常广阔。”苗鸿雁说。

    相较延庆,怀来的农产品也非常丰富,毫不逊色。于是,苗鸿雁想,怀来如果引进绿富隆这样的企业,自身优势就会充分发掘出来。

    2013年11月27日,在考察了怀来几个合作社后,延庆与怀来签订了《首都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及品牌共建合作框架协议》,使怀来的农产品得以进入北京高端市场。

    期盼定位明确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主要的是顶层设计,对三地进行明确的定位。”张建顺在总结这些年对接北京的工作时说,只有明确之后,才能在产业发展和基础建设上更具针对性。

    为此,他提出,怀来县在功能定位上可以作为河北省、张家口市的高新技术产业承接地、京津绿色食品供应基地、北京休闲旅游首选地。

    几年前,怀来就在进行这种定位的探索。比如较早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华美光电子有限公司,如今就形成了“研发设计在北京,生产基地在河北,产品营销在海内外”的运营模式。

    公司创始人、中组部第三批“千人计划”专家周海军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我老家是河北张家口的,有一年回家的路上碰到朋友,谈起办企业选址的事情,他推荐我和怀来县领导谈谈。后来一谈,还挺投缘。”

    初创阶段,公司的最大难题是有专利技术而缺乏创业资金。为此,怀来县从寸土寸金的沙城经济开发区无偿提供300亩建设用地,并先后支持资金8000万元,帮助周海军完成了土地征迁、研发楼建设、临时生产车间租用、贷款贴息等工作。

    如今,周海军大部分时间都奔波于北京和怀来之间。“有时候,我早上7点从怀来出发去位于北京上地的研发中心,8点10分就坐到办公室了,比住在北京市里的员工上班都早。”周海军说,便捷的交通也是他选择怀来的原因之一。

    也许在公众眼里,这段地理上的距离确实很近,但如果从心理上看,这段距离却很远。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三个省市跨行政区域工作,并非哪一个省市能够单独领导和推进的。针对这一问题,张建顺提出,应该成立由中央政府主持指导下的三省市高层协调机构,制定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负责整个地区的规划制定、具体推进和沟通协商等工作。

    关于协调机构问题,有专家提出,在国务院层面有必要设立协调机构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利益纠葛及体制障碍。

    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看来,这样的机构虽然有利于推动协同发展,但其他区域是不是也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如果都需要,就会多一个层次,多出许多行政机构。

    他认为,“其实三方可以建立一个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在联席会议下面设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各方关系。” 

    “我们非常期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早日出台,加快改善环京县区生产生活条件,尽早惠及广大群众。”张建顺说。

    (实习生王亚亚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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