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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一纸“解”令，意味着1999年以来，发泡餐具“违法身份”的逆转。然而，伴随着疑似450万元公关合同的意外曝光、“白色污染”是否回归的质疑，14年来关于发泡餐具的是是非非，被舆论与公众置于聚光灯下重新审视。
董金狮指出，“解禁令”没有强制性，只是建议，在全国并不存在禁用与解禁之说。“如果国家的这个引导性解禁了，但地方没有解禁，那么对原有市场的影响并不大。”
“如果有问题，我就是国家的罪人。”作为1986年我国第一条发泡餐具生产线的引进者，原国务院全国包装改进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沛生面对《民生周刊》记者的提问，回答得格外干脆。
事情源于今年2月26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2013年第21号令，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进行局部调整，其中在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一纸“解”令，意味着1999年以来，发泡餐具“违法身份”的逆转。然而，伴随着疑似450万元公关合同的意外曝光、“白色污染”是否回归的质疑，14年来关于发泡餐具的是是非非，被舆论与公众置于聚光灯下重新审视。
14年，“禁”“解”反转
“发泡餐盒最早大量用于铁路。”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主任董金狮回忆道，他曾在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工作，亲眼看到铁路沿线小山似的“白色长城”。
1998年，长江发大水，正在视察汛情的朱镕基总理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当时长江江面上看不见水，全是成片的白色漂浮物，最厚处达1.5米，甚至拥堵了葛洲坝发电机组。由于发电机组的过滤网没有过滤好，导致葛洲坝发电机被烧，后经朱镕基总理批示，提出要解决白色污染问题。”
“政府开始慌了，总理批示了，怎么办？”随即，1999年初，原国家经贸委颁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一批），要求在2000年年底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淘汰因环境污染严重而被列为落后产品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这一法规，即公众熟知的“禁白令”，或业内所称的“6号令”。
此后，分别在2005年、 2011年，发泡餐具再次被国家列入“淘汰目录”。而在“发泡餐盒会产生二恶英使人致癌、含有双酚A物质将导致生殖机能失常”等传言中，公众的感知逐渐将聚苯乙烯餐盒与“食品安全”联系在一起。
14年前的“禁令”，在李沛生看来“并不严谨”。他提到，“6号令”的出台，没有征求包装改进办公室的意见，也没有征求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中国塑料协会、发泡生产企业的意见。
“我怎能引进了一条有毒有害的生产线？”自2002年退休，李沛生开始了为发泡餐具“正名”的步伐。如今更以“中国塑料餐具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的新身份，成为此次“解禁”的力量发言人。
据悉，中国塑料餐具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包装专业委员会、中国包装联合会塑料制品包装委员会和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循环经济分会等5家协会组成。
2005年，李沛生组织研究团队，走访30多个城市的企业、社区、废旧品回收站，调查发泡餐具的生产情况。
“6号令”， 存废纷争
14年来，尽管发泡餐具被“禁”，但每年仍有约140亿的销售量。在发泡餐具“禁而不止”的背后，对于“6号令”的争议也一直延续至今。
2006年，国务院参事叶汝求、石定寰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建议修改“6号令”；2009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提出应该科学对待一次性发泡餐具的5185号提案……
“这些年，我们进行了六次国内大调查，三次去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调查和四次研讨会。2005年调查结束后，当年9月份就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除了全国各地专家、企业家出席，还有政府机构代表。”李沛生说道。
媒体报道称，2009年7月30日，工信部专门召开全国专家座谈会。会议围绕“发泡餐具”经过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辩论。
2013年初，政策的反转消息终于传来。一直推动“解禁”进程的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第一时间制作了专题网页，其中“重获新生”的标题赫然在目。
据李沛生介绍，国家发改委的排兵布阵始于两年前。其实，回顾过往的媒体报道不难发现，早在2011年，发改委已为发泡餐具“解禁”埋下伏笔。当年，发改委第三次将一次性发泡餐盒列入了“淘汰目录”。但其中一段说明富有深意：
“其实，一次性发泡餐盒的解禁，并非脑袋一热的事情，而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期间工信部委托了我们五大协会，召集全国专家进行研究。”李沛生补充道，此次“解禁令”历经七八个部委，需要加盖近百个公章。“这么多签字过程，说明国家听取了各方面意见。”
3月20日上午，五大协会召开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产业政策调整通气会”。巧合的是，与此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相比，3月20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官网针对发泡餐具解禁一事发布说明，给出五大解禁理由。
餐盒，背后的拉锯
尽管国家发改委的“21号令”还未践行，但它激活了暗藏已久的“敌意”，将传统归类的“顶盒派”与“倒盒派”拉入公众的视野。
在李沛生等看来，这是一场“实践检验真理”的拨乱反正：发泡餐具无毒无害，耗用材料最少，产生的垃圾最少，使用的石油能源最少，是非常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好产品。
他举例说：“一个发泡餐盒重量约为5克，仅为其他非发泡一次性餐盒的四分之一左右。同时一个发泡餐盒成本仅需6分至7分钱，而其他一次性餐盒最便宜的也要1角5分，甚至4角。”
自称“谨慎派”的董金狮则认为，在回收体系不成熟、产品标准缺位的情况下，发泡餐具的“突然”回归并不理性，再次造成白色污染几乎可以预见。此外，现在市场已有成熟的替代产品。
“如果要保证产品质量，就必须完全使用聚苯乙烯原料，目前价格是每吨1.4万元，换算到一个5克的发泡餐盒，原料成本仅为7分钱。外加利润、人工、水电、回收成本。一个餐盒的成本价能达到1角7分钱左右，跟现有的PP塑料餐盒相比，并没有价格优势。”
针对标准缺失的质疑，“顶盒派”们援引《食品包装用聚苯乙烯树脂卫生标准》（GB9692-1988）进行反驳。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秘书长马占峰补充说：“2009年出台了一次性餐具通用技术方面的规定，应该说卫生安全方面的标准并不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周刊》记者通过采访发现，抛除发泡餐具的科学理论不论，在14年摇摆不定的产业导向下，双方就发泡餐具“禁”与“解”的拉锯战已反复多次，并裹挟着其他利益团体。
“这是一场学术对决，还是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团说话？”面对记者的提问，李沛生反问道：“你说呢？”“顶盒派”就认为，以董金狮为首的反对解禁者在“地下餐盒”市场中获益颇丰。
在3月20日的政策调整通气会中，一份题为“关于‘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利用国家产业政策未定论空挡制造谎言与虚假新闻，蒙蔽新闻媒体、敲诈企业钱财的事实真相”的新闻稿在少数媒体间流传。
文中“点名道姓”地指出，董金狮与愿意“合作”的发泡餐盒生产企业达成协议，由他先查实何处有产销发泡餐盒的企业，然后广泛招引媒体“围剿”，通过曝光的手段震慑企业，敲诈企业钱财，收取“保护费”。
在这场“角力”中，第三股力量则是一些企业行为。
早在3月21日有媒体报道《450万元公关合同意外曝光》的前一天，《民生周刊》记者已从董金狮处得知该信息，并确认他拥有合同副本。
“我都不知道谁弄的，里面涉及到一些领导人。有10家广东的企业，通过一个有背景的律师事务所，寄望公关使政策恢复，允许企业局部生产。”董金狮介绍道，其言语暗示该公关合同与五大协会关系。
“他们直接找的发改委，说这10家企业跟发改委打官司。也找过我们，张口就是四百万。”马占峰向《民生周刊》记者说道。“我们是个行业协会，不需要怎么做。他们这是预计要解禁，想搭顺风车。”
企业，观望中蓄势
从1993年成为第一批北京发泡餐具的经销商，到1997年参与北京发泡餐盒回收体系建立，再到2000年涉足其他材质餐盒生产。北京红军伟业餐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红军，因为“小小的餐盒”在一次性餐具生产行业几经转折。
“我们都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但我要先观察一下政策到底怎么走，看它能不能落实到实处。”主要生产PP塑料餐盒的张红兵的“观望”态度，不仅来自于引进新型生产线的资金压力，也来自对发泡餐具市场空间的不确定。
董金狮指出，“解禁令”没有强制性，只是建议，在全国并不存在禁用与解禁之说。“如果国家的这个引导性解禁了，但地方没有解禁，那么对原有市场的影响并不大。”
“这个命令叫21号令，不是21号文。21号令是中央颁布的‘令’，各地政府必须执行。”李沛生则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聚苯乙烯发泡餐盒或者聚丙烯塑料餐盒，应该共同发展，各自寻找自己的市场。
“以前推销的时候，我们说发泡餐具有毒，现在不能这么说，国家都检验了。”北京海达恒龙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保生说，“21号令”将导致消费者心理的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者对餐盒种类的选择。
“发泡餐具解禁后，产量的增加是肯定免不了的，但说泛滥成灾这样的严重局面也不会出现，因为市场就这么大。”马占峰对未来发泡餐具市场预测道。
未来，难除隐忧
4月7日，多家环保组织发布公开信，质疑发改委在一次性发泡餐具解禁的决策程序上存在瑕疵。其中直言“发改委至今未对解禁原因做出明确解释，也没有出台相应的质量标准和管理细则”。
自“解禁令”的消息传来，部分媒体便冠以了“裸归”的标签。这也是“倒盒派”主要的反对声之一。
对此，李沛生接受《民生周刊》采访时透露，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早在7个月前，5大协会已草拟了行业管理、企业准入、质量管理、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等4套管理制度，并递交国务院相关部门。
“这四个办法递交国家发改委、国家工信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国家商务部，由他们审核。准入条件最大的特点是鼓励现代化、规模大的企业，限制小的、家庭作坊的企业。所以它对固定资产、厂房面积、生产能力都有一系列的规定。”
而对于公众最关心的“白色污染”是否再次来袭击，发泡餐具回收体系如何建立的问题。李沛生认为，“今后回收必须是政府行为。像‘上海市三分钱工程’有很好的组织基础，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是由上海市环卫局、环保局、物价局、财政局联合组成，直接受副市长的领导。”
李沛生提到的“上海三分钱工程”在业内广为人知，是指上海市要求生产发泡餐盒的企业为每个餐盒支付三分钱，一分是管理和执法的费用，一分半用于补贴回收，半分给废弃餐盒处置企业。
这“三分钱”曾经支撑上海的发泡餐具回收产业链运转，成为“顶盒派”的绝佳范例；但2008年后，由于外省市餐盒入侵的压力，运作失灵，又成为“倒盒派”的理由之一。
“2001年至2005年，回收体系运转都非常良好。但2008年之后，就入不敷出了。”保绿塑料资源再生处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隆滨说道，“现在每生产一吨再生塑料颗粒，大约要亏损3000元。”
位于江苏昆山的这家回收企业，是当年上海市的两家定点企业之一，也是目前仅存的回收企业。黄隆滨坦言，现在完全靠其他项目的收入反补，才可以维持发泡餐具的回收。
究其原因，他认为，这是由于上海市成为发泡餐具回收的“孤岛”，江苏、浙江等省市大量非法餐具销往上海，且不按照“三分钱”行事，造成回收量增加，而回收费却在下降。
“他们都是半夜偷偷运到上海，偷偷在批发市场销售。就连本地企业，当年上海有6家企业14条生产线，后来因为只有上海收费，他们都外迁了，现在仅剩下3条生产线。”谈到此，黄隆滨也颇感无奈，他寄望于在“21号令”实行后，可以实现“全国一盘棋”，从而避免“孤岛”现象。
纵观“21号令”之后的种种纷争，尽管各方的回答都充满了各自的理论判断，都提出了更多的完善建议，然而截至记者发稿，国务院相关部门还没有就“发泡餐具”配套管理规范发声，未来的回收体系如何建立也还一片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