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车牌成为稀有资源

    随着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一线城市对汽车限购政策的落实，民众猛然发现，自己已置身“限牌”时代。

    富有行政色彩的“限牌令”，瞬间减缓了城市交通的压力，成为行之有效的治堵措施。然而，剑有两刃，一纸“限牌令”的颁布，阻碍了民众购车刚性需求的释放，也催生诸多摇号购车的乱象。对此，《民生周刊》记者进行了探访。

    有需求的“租牌”

    “你有1000辆车，我也有办法让你拥有第1001辆。不用北京市户口，不用社保证明，什么限制都没有。”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花乡二手车市场，百信行汽车经纪有限公司的曹玉（化名）向急于购车又苦于没有购车指标的消费者招揽，“你租个车牌就行。”

    他介绍说，“租号牌”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背车”，即没有中签的购车者，通过“租赁”的方式花几千元向别人“租”（短期租赁，时间为一年至几年）一个指标，或者花几万元“买”（在身份证有效期内长期租赁）一个指标。“当然，汽车行驶本上是别人的名字。”

    通过走访十多家二手车商、4S店，《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像曹玉一样的“中介人”在二手车市场比比皆是。标有“出售购车指标”的小广告更是随处可见，“租号牌”俨然成为一种配套服务。

    一位宗姓二手车商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大部分号牌都是随车购买来的，车主一般是打算回老家的外地人，所以连车带牌一起卖。一个车牌，我们也挣不了两三千块钱。”

    据悉，根据北京现行的限购政策，机动车所有者在办理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6个月内提出申请，可以卖车保留号牌。

    6个月，似乎给号牌“卖家”与“买家”提供了一个对接的时间。然而，在看似双赢的表现下，“租牌”是不是属于政策规定的范畴，也成为双方的隐忧。

    “我和‘背车方’私下签了协议。双方谁发生事故，概不负责。他把身份证都给我了。”一位刚刚租上号牌的购车者说道，“当然，这种协议可能没有法律效应。”

    对此，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刘涛律师解读到，无论是“背车方”还是购车人都存在法律风险。比如“背车方”一旦把车卖给别人，购车者的车可能就要易主。“背车方”如果对外负有债务，该车可能会被作为偿债财产。车辆在使用中，若出现交通事故，在赔偿等费用负担上，也极可能引发双方纠纷。

    “一般都是双方私下协商。也有汽车租赁公司找我们拟定‘租号牌’协议，但这不符合法规。”刘涛补充道。

    过户牌的“传言”

    自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政府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其摇池内的人数就在不断累加。8月份，购车摇号个人申请人数首超100万，中签率降至1：52.83，再创新低。

    在一“号”难求的现状下，租车牌、全家突击学车占坑摇号、“虚假诉讼”过户车牌等五花八门的获牌方式，使摇号俨然成为一场浩浩荡荡的全民总动员。

    在执法力度不强的反衬下，关于权利寻租与谋利空间是否存在的传言从未消失。坊间也在大胆猜测：利用管理漏洞超常规拿到车牌的做法，在北京车市内部是否已然存在。

    “最起码26万一个指标，新车上到你的名下，没有任何风险。去年才七八万，一路涨上来的。”一位大众汽车4S店销售经理热情介绍说，“你别管什么流程，咱们有人办。”

    “如果你决定买这辆宾利，号的事，我来办！办不到，你就用我的车牌上路。”北京第一站精品名车汇的经理也信誓旦旦地承诺。

    在调查中，《民生周刊》记者发现，众多汽车4S店、多数二手车商家都自称可以帮忙购买指标，其价格在18万至27万元之间浮动。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坊间传出的诸多摇号购车乱象，官方一直秉承明令禁止的态度。

    北京市交管局8月21日发布消息称，自北京成立“涉牌违法整治打击办公室”一年以来，共查获165起涉牌、涉证违法案件，查扣嫌疑车154辆，收缴伪造的号牌121面。其中，“新车没有指标不能上牌”为主要涉牌违法动机之一。

    《民生周刊》记者曾致电北京市车管所，反应相关问题，工号为8652的工作人员答复：“车管所没有执法权，您的情况，我们会向上级部门反映。但您不要相信‘租牌’、‘购买指标’的行为。”

    此后，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回答同出一辙。在其官网首页，“租车牌”、“以租代售”存在风险的警示赫然在目。

    限牌令的蔓延

    在城市“治堵”的压力下，北上广无一幸免地踏上了“限牌”之路。“供”与“需”之间极大的不平衡，不仅使摇号购车乱象丛生，也将车牌变成一种“稀有资源”。

    1994年，上海开始实行“有偿竞牌”的方式，表面上看似市场化分配，实际上逐渐成为富人的游戏。

    10多年来，竞拍价格从初时的不足万元一路攀升至2012年8月的6.3万元。这是2012年4月以来，第三次月度竞拍价格突破6万。顿时，上海的私车车牌在方寸之间成为“最贵的铁皮”。

    据媒体报道，一位多年来参与政策改进的上海官员坦言，车牌“额度”本质上就是一个资产性产品，那就必然会具备资产的特征，比如价格变化受预期左右、存在投机炒作行为等。

    为了兼顾公平，2010年底，北京实施“无偿摇号”的方式分配指标。其直接结果，就是民众购车的刚性需求在摇号人数上的直接体现。“摇到号的难度不亚于中彩票。” 

    而2012年空降的广州“限牌令”，原意兼顾公平与效率，所以设计了一个折中方案：一半指标摇号产生、一半指标竞拍获得。

    “广州折中吗？广州限牌政策的细则多恶劣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沈荣举例说，“为什么要求置换车的消费者，只能买已拥有车辆的排量之下的车？我原来开奥拓的，现在想升级换代开广本，为什么不行？”

    不可否认，无论是上海的竞拍政策、北京的单纯摇号、还是广州的摇号与竞拍结合政策，都饱受争议，亟待反思。

    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更多的“堵城”将无奈地加入其中。这样的判断不仅来自地方政府，也有民众自发的审时度势。

    目前，杭州、温州等东部沿海城市已出现“囤车待涨”的现象，即专门收集老旧二手车，希望有朝一日城市限牌，可以倒手盈利。此外，随着限牌传言在坊间的不断演绎，各地车市也跟着“井喷”了一把。

    业内人士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西安、厦门、杭州、宁波等诸多城市已在筹划“限牌”事宜。

    “行政命令是最快捷、最简单的方式，但永远是治标不治本。该堵还堵，只是不让它增量了，不再继续快速恶化了。”沈荣并不看好任何一种限牌政策。

    他和大多数专家均认为，如何解开治堵的“死结”，如何梳理车牌“额度”下的乱象，不仅在于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更需要长远的城市规划与建立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